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上片写柳阴宴别。夏日杨柳飘拂的时节，绿阴深处，送别友人，暂时挽留行人车骑，在荷花香郁的水边设宴送行，荷花芳香之中举杯畅饮，筵席上吟词配曲歌唱，酒宴间有管弦与小词助兴。“杨柳”，赠别之象征物，开头便暗点题旨。“驻彩旌”，中途驻车设宴饯别。
下片写深情话别。词人对朋友的感情之真、之深，以及他们之间离情别恨，颇有动人心魄之处。“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与刘梦得《赴连州途经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的“如今暂寄尊前笑，明日辞君步步愁”，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人劝慰行者，多饮酒能够纾解别恨，旅程中要放宽心情，不要朝暮惦记着归程。结尾总束一句，烟雨㳽濛中的柳枝、柳叶，都牵系着离别的情思。烟雨杨柳无边，离思也就漫无边际，那密如雨丝的烟叶柔条已经牵系住了人们的离情别绪。
在写法上，此词将景、事、情融合在一起来抒写，最后缴足“惜别”的题旨。杨柳为古诗词中赠别、惜别的象征物，此词即用之作为贯穿首尾的抒情线索。开篇即写在杨柳阴中暂驻车马，中间铺叙杨柳阴中开设的饯别酒筵，以及筵上的感情交流；末尾移情于杨柳的“雨条烟叶”，使之成了离愁别恨的负载物。这样写，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蕴无穷，耐人寻味。
上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是先到长沙，再到武昌的。但他不是简单地讲这次的旅程，却借三国时代吴国的童谣来加以化用，这就与简单的叙述旅程不同了。《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称：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当时孙皓迁都，使百姓服劳役。百姓用船运送迁都物资，逆流而上，深感烦苦，所以有这童谣。而事实上，当时作者已经找到了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的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所以作者对这个童谣，反其意而用之，说成“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是长沙有名的白沙井水，武昌鱼是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为著名的团头鳊或团头鲂。通过这样的化用，正表达出作者从长沙到武昌，一路上非常愉悦的心情，也表达了人民的幸福安乐。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出长江奔流到海的气势，写出横渡长江的游泳的壮举。“极目”，用尽目力望去，表示望得远。“楚天”，武昌一带是过去战国时代楚国的地方。下一“舒”字，既写那里的天地空阔，一望无际，感到舒畅；也写出在大江游泳的舒适，这里也表现作者游泳技能的卓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在长江里游泳，是有风浪的。作者高超的游泳技能，可以驾驭风浪，所以“不管风吹浪打”，不把风浪看做一回事。在长江中游泳，胜过在庭院里散步，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因在庭院里散步，有院墙围绕，难免感到局促。假如结合作者当时的心情，像作者说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那还有个框框，即以外国经验为框子，像在庭院散步那样，有围墙围绕着。“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打破了“外国经验”的框框，不正是“今日得宽馀”吗？这就想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建设了。
“今日得宽馀”是上阕的感情基调，是对这次游泳的总括。在这样的基础上引出了上阕的结束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上二句是毛泽东游泳之际见长江逝水，联想而及孔子的话，然后一字不差地截取了《论语·子罕》篇中的成句，直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究；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世事人生的思索；既有感情的憧憬，又是只争朝夕、催人奋进的号角。
词的下阕展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江的伟大变革。“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以“风”字起，紧接着上阙意脉，瞩目两岸景色，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起”则耸然挺拔，发起新意，充分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又由眼前景象引起了对未来景象的展望。前两句，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
全词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歌。
这是一首伤春词、春恨词。此词借抒写男女之间的怅恨来表达作者的愁恨与感慨。上片写重楼春恨，落花无主；下片进一层写愁肠百结，固不可解。有人认为这首词非一般的对景抒情之作，可能是在南唐受后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璟借小词寄托其彷徨无措的心情。全词语言雅洁，感慨深沉。
词的首句“手卷真珠上玉钩”，即非景语，也非情语，而是客观平直的叙述，算不上以景呼情，也算不上以情唤景。首句“真珠”二字或作“珠帘”，但正如古人所云：“言‘真珠’，千古之善读者都知其为帘，若说‘珠帘’，宁知其为真珠耶！是举真珠可包珠帘，举珠帘不足以包真珠也。后人妄改，非所谓知音。”“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二句委婉、细腻，卷帘本欲观省景物，借抒怀抱，而既卷之后，依旧春愁浩荡。可见，“锁”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心灵桎梏，使人欲销愁而不可得。而“春恨”并不是抽象的，“风里落花谁是主”，风不仅吹落花朵，更将凋零的残红吹得四处飞扬，无处归宿。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人的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结句“思悠悠”，正是因此而思绪萧索，悠然神往。
下片从人事着笔，是对春恨的进一步申说，也是“思悠悠”的直接结果。“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则点出了“春恨”绵绵的缘由所在。此句反用西王母与汉武帝典故。据说三足的青鸟是西王母的侍者，七月七日那天，汉武帝忽见青鸟飞集殿前，遂后西王母即至。然而所思主人远在云外，青鸟也不为之传信，思念难解的主人公就更加感到春恨的沉重了。
“丁香结”本是丁香的花蕾，取固结难解之意，诗人多用它比喻相思之愁的郁结不散，如李商隐《代赠》诗有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的独创就在于将丁香结化入雨中的境界，使象征愁心的喻体丁香花蕾更加凄楚动人，更加令人怜悯，“青鸟”、“丁香”二句合看又恰是一联工稳的对仗，一人事，一时景，这律诗般的俊语将思念难解之情写得既空灵透脱而又真挚实在。至此，词的感情已经十分浓郁、饱满。当手卷真珠上玉钩的时刻，已经春恨绵绵；风里落花无主，青鸟不传信，丁香空结，则徒然的向往已经成为无望，这已是无可逃避的结局。
最后以景语作结：“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楚天日暮，长江接天，这样的背景暗示着愁思的深广。“接天流”三个字让人想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这一意境而言，李璟李煜父子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从整首词来看，末句的境界突然拓展，词中的一腔愁怀置于一个与其身世密切相关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与心灵的起伏波动也是密切相合的。
那充满“春恨”的人事内容究竟具体何指。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载：李璟即位，歌舞玩乐不辍，歌师王感化尝为之连唱“南朝天子爱风流”句至再三再四以剌之，李璟遂悟，作《浣溪沙》二阕并手书以赐感化，其中就包括这一首。这样看来，词中的春恨就不是这位风流天子对景抒情的一般闲愁，很可能是南唐受周威胁时的危苦感慨，而“青鸟”句就是忧国之思的深沉寄托了。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