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写居南山岗，喜得闲看远山的乐趣，先实写空间，言所居之南山无大山大流，接着由近而远，言看远山更佳；第二段写拟构“数峰亭”，将营造幽雅怡人的佳境，承前述提出未来欲凿池、种竹、筑亭的计划。写作风格清新可爱，简洁锋利，生动酣畅，别有特色，是“实空间”与“虚时间”结合的佳作。
第一段开篇明义，提出“余性好山水”，与山水有缘、与大自然有缘。接着叙述“山水奇秀，甲于他县”的桐城故乡。作者“卜居”的南山，“独无大山”，“亦无大流”，但是幸有“逶迤”的平岗，“环绕”的远山，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接着作者便以浓墨重彩写出“看远山”的佳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在读者面前展示一幅“远山”山水画卷。作者接受大自然的抚慰，感情和大自然和谐融合，从内心深处感到“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肯定了“看远山”的乐趣。
第二段先叙述宅东岗顶“隆然”，适宜建亭，再叙述岗顶“面向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岗上已有“古松数十株”，盘曲苍劲；岗下“隙地”再“种竹千个”，清影摇风。作者尚恐不能极其清幽，拟在“隙地”上“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精心谋划，拟营造一个幽雅怡人的环境。最后一句“余力不能也”“以待诸异日”，点出作者毕竟是“数十金”不能支付的寒士，空有一番宏愿。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数峰亭的景观。“数峰亭”是作者构想之亭，而非实景。作者驰其想象，写来如见其景，如历其境。文末笔锋一转，写其力不能支付凿池、构亭、种竹之费，“姑豫名之，以待诸异日”，才将读者带回冷峻的现实。也正因为生活所迫，戴名世以半生的积著，只换得半年的安闲。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退居南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即离开南山，再度赴京，准备明年之谒选，从此，至死才归葬南山。其所谓“以待诸异日”，则成了永久的遗憾。文章于清幽之境中表现了作者孤傲的人格。文中自然流荡着一种淡泊安闲的情趣。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的诗，没有什么艰涩的意象，很清新淡雅，并且浅近直白。诗人借菊花以自比，在诗词中属于香草美人笔法。
首联诗人先描写故园中的菊花淡放的情形，开得并不张扬，而是淡淡的幽然的开放，而且开得那么突然，所以颔联写它就好像是一夜的霜降后从天空坠落一般。写出了菊花高傲的品质，不铺排张扬，但是却内涵丰沛，在单淡然中凸现其品质。
后两句是诗人的托物起兴，以菊花自比。颈联写到多少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估计诗人自己也在内吧，尾联写尽借篱落看秋风，篱落是指篱笆，记的范成大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篱落，“日长篱落无人问”。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从这篱笆里面的开放的秋菊中看尽了浓浓衰飒的秋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陶渊明以来，菊花就是隐士、高洁的象征，诗人就是借菊花表现自己的高洁品格。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