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此诗特点在于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读后有余味，有言外的意思和情调。
前两句写景。舟行扬子江中，岸上柳絮飘来，沾襟惹鬓；诗人斜卧舟中，一任菱花轻舟随着碧绿的江流荡漾东去。粗粗看来，俨然一幅闲情逸致的画面，仔细品味，方使人觉出其中自有一种落寞惆怅的情绪在。春回大地，绿柳飘絮，按说应使人心神怡悦，但对于客居异地的游人来说，却常常因为“又是一年春好处”而触发久萦心怀的思乡之念。何况，柳枝还是古人赠别的信物，柳花入怀，自然会撩惹游子乡思的愁绪。
如果说，诗人这种思乡的愁绪在前两句里表达得尚属含蓄，不易使人体察，那么，后两句就表露得比较明显了。“闻道风光满扬子”这一句是说，诗人自己思乡心切，愁绪萦怀，没有观赏风景的兴致，“风光满扬子”只是听人所道，他不想看，也不愿看，因为他身处江南，神驰塞北（诗人故乡在陇西姑臧），眼前明媚的春光非但不能使他赏心悦目，反倒只能增其乡思愁绪。类似这样的情状，我们在古代的优秀诗词当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武陵春》一词中写到：“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同样是闻道春光好，同样是自身愁绪多，一个终于没有去，一个尽管去了，但根本无心赏景。所取态度虽殊，感情表达的效果却是同样深切的。
既然舟行扬子江，不是为了赏景，那又为何而来呢？第四句作了回答：“天晴共上望乡楼”。原来诗人是为登楼望乡而来。但读诗至此，读者心里不免又生出许多新的疑问：为什么要在“风光满扬子”的“晴天”才登楼望乡呢？诗中没有明说，留给读者去想象、体会、玩味。或许是，古时别家出走多在岁寒过后，当物华又换，春光再满时，游子的乡思倍切吧？或许是，风光明媚的晴天丽日，空气清朗，登楼望乡，可极目千里吧？所有这些，尽管没有写出，却比明白形诸文字更丰富，更耐人寻味。这正是这首绝句的神到之处。
开头两句，描述昔日相聚的欢乐，有人物，有活动，有环境，写得充实而概括，表现了当时富贵之家的那种歌舞升平、安乐豪华的生活景象。在这个生活圈子的姊妹行中，便有令人思念的小莲。接下来，作者把前两句的描写归结为“春楼当日事”，并把这些回忆写成书信，想要寄给小莲。至此，笔锋陡转，“凭谁寄小莲”，因为不知小莲身在何处，这美好的回忆已无法与她共享了，由此不免引发感伤。
下片开头，虽是化用李商隐的名句，但与原作并不全同，“等闲”、“到了”两个词语起了不小作用，使句意增加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感叹，既是“推陈”，更见“出新”，小晏这种艺术手段，尤其值得赞赏。最后三句，感叹人们都一年一年地逐渐老去，今天虽然仍是“绿鬓”，但毕竞承受不住愁恨的煎熬，然而又是仍在苦苦支撑，还不至于立刻就到“断绞”的地步。三句之间，环环相扣，委婉曲折，终于诉尽了九转回肠。
全词描写词人对小莲的思念：大概是和小莲隔别很久了，消息不能通，思之歪切，不觉形于笔墨，缠绵往复，仿佛有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螨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思。对一个歌妓能够这样真挚，可见词人对女性绝无轻薄的意思。
《泛海》这首诗意态潇洒，有一股正义的豪情，表达了王阳明淡然世间荣辱的洒然心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他主张的“心学”和开创的阳明学派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当时理学家们对于“人”的钳制，解放了一大批人的心灵世界，渐渐成为思想界的一种风尚。
诗歌头两句“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原”说明人世一切的艰难挫折，诗人原本就不放在心中，万物的变化只不过如同浮云掠过太空一样，在心中留不下任何痕迹。尽管这海上风云变色、巨浪滔天，只要我心不为所动，这大浪又算得了什么？这两句诗，充分表现了王守仁坚毅无畏的品质，同时也反映了王守仁的哲学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能达到心灵的纯明境界。
在诗歌的三、四两句中，诗人更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心中此时的感受：“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说在这“静谧”而辽阔的大海上，自己就好像手拿着锡杖（高僧手持的一种法器），驾着天风，在月光下飞越“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命悬一线的惊险航程，在诗人笔下竟成了如此富有诗意的一次旅行。说到“静”字，还有一个故事：唐代禅宗高僧惠能有一次听两人辩论说风幡动，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惠能却说，都不是，是你们的心在动。王守仁的“心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从《泛海》的创作背景看，《泛海》这首诗体现了诗人洒脱的心胸和强烈的自信，以及诗歌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哲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心学时曾说过四个字“自尊无畏”，这四字从《泛海》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