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

　　首二句极写楚都之荒凉。想当年楚地何等博大，楚都何等繁华，楚之君臣何等威赫，而今却“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衬映这古城阙的却只是这连片的坟墓、无边的荒草和野树。这一苍茫的历史感慨不少诗人描写过，李白“吴宫花草埋出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风凰台》）便是典型一例：但在韩愈却有独到喟叹，也直谏获罪，几临杀头，死亡之念时刻袭上心头，拂逆不去。刚出京，便瞩远来的侄孙准备收拾自己的骨殖：“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道上，不堪惊吓与劳顿的幼女又死了。因而，首句取丘坟这一阴森凄冷的意象，是在吊古的情怀中裹掖着现实的困惑，自伤的意味。丘坟满目，是眼前近景，城阙连云，是辽阔远景，是茫茫宇宙空间，衣冠尽，却是心中情，是感喟，是浓缩的历史的情绪化表现。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乔壁怀古》）造意与此相似，只是取象不同。韩愈在即目所见的空间中看出严峻的时间性，看出人生的短暂与飘忽。历史千载，唯留丘坟。那当年的君臣士大夫都带着他们的功业和追求，走向默默无闻的寂寞，进入无边的荒凉，为这荒草野树所遮掩。这是多么令人脊冷心寒的。而诗人想到自己为了信仰抗颜犯谏，受尽磨难，走向遥遥贬途，将来又什么都不能留下，找不到未来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苦涩的悲凉茫然的心绪，感受到那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傍徨情态。城阙连云，从艺术手法看，是小景物作了大景物的坐标，使眼前景更趋逼真贴切，但从感情脉络看，目极天地，正是困惑苦闷的心绪寻求解脱与寄托的寻觅求索。

　　这时，仿佛万籁静寂中一声鸡啼，郁闷窒息中一股凉风，诗人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祠庙：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他急急上前问询，方知“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虽一草苴茅屋，诗人却如获得了极大的慰安而心花怒放了。楚昭王当年曾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土，这一功德千百年后仍为人所缅怀，享受祭祀。而自己“欲为圣朝除弊事”之举正是为天下人民免除愚昧和苦难，显然，诗人从茅屋祀昭王中悟出了事业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初起的彷徨悲凉为之一变，恢复了自信，增强了九死不悔的决心。

　　整首诗写出荒凉的感觉而又意味深长。其中“城阙连云”是想象之境，想象昔年楚国盛世，而今却只剩下“草树荒”；末尾“一问茅屋”四字，更极尽盛衰之慨。然而屋宇虽小，后人追缅情怀并未衰绝。末句颇有风致。抚今追昔，再亲临其地凭吊，恐怕更别有一番况味了。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