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两句略写游金山寺之情形。“金山楼观何耽耽”，金山楼寺耽耽而立，突兀江中，“中泠南畔石盘沱”（《游金山寺》）者是也。“撞钟击鼓闻淮南”，写寺院晨钟暮鼓，其声远播淮南之地，此二句，总写金山形制规模之盛。金山言毕，笔锋转入与之对峙之焦山。“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与金山之崇阁险石，洪钟大鼓相比，焦山仅有落落修竹，寂寂寺僧。“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沙田由江水冲积而成，肥沃非常，故有农户亦于其上经营农桑。焦山云霾在空，长浪逐空，拍岸击石，环境如此之劣，故而绝少人迹，偶有江上沙户，于此祈求春蚕无灾而已。关于焦山之险，苏辙有《和子瞻》诗，所言甚备。其云：“金山游遍人焦山，舟轻帆急须臾间。涉江已远风浪阔，游人到此皆争还。山头冉冉万竿竹，楼阁不见门长关。”同行诸人登览金山之后皆已回转行程，而诗人留宿金山而不访焦山，心下有惭，故决意独自前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诗人不惧江潭之险，只自独往，本是豪情所致，反言“赋命穷独”，云己身本贱，不足怜惜。其时诗人直言批评新法，遭毁非议，请求外任，因成此行。诗人深感仕途凶险，故有此一句。
“清晨无风浪自涌”，焦山之险若此，诗人却仅以此七字托出。虽则浪险如此，诗人反而“中流歌啸倚半酣”。舟至中流，正是浪急之所，诗人反而吟啸自若，倚楫半酣。至此，非有如是之豪情，即无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苏词也。已而舟至焦山，诗人弃舟登岸，老僧惊而下山相迎：实是惊险之地，施主如何来此？惊罢即喜，而相与畅谈。此“老僧”，诗人自注“中江人也”，中江在四川，故此云僧作“巴人谈”。巴即蜀之代称。以下数语即是诗人记老僧所谈内容。老僧久客于此，乡井何方，已然相忘，惟有此青灯古寺相与为伴。“同龛”语出《法帖·褚遂良书》“久弃尘滓，与弥勒同龛”。困倦之时，就眠纸帐，亦感暖意；三餐若饱，食有山蔬亦甘。虽宿简食陋，亦是安之若素。山林之寺，忍饥而卧古亦有之，此虽无田，我亦能饱，故长居此地，并非我心存贪念，实是慕此山林雅趣，有心归隐所致。
末四句是诗人抒其决不弃直以从枉，屈身以事人之志。“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二句用典。《论语》中记载展禽任士师时遭到“二三黜”，有人劝其离开鲁国另觅新君。他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展禽既已三次见黜，而诗人此云“虽未”，是以反其事而用，言下之意为：即便展禽未见黜罢，其正直光明之志亦未有丝毫相异罢。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因恶乱世而归隐不仕。后山涛依附司马氏得获高禄，欲举荐嵇康。嵇康因此作了闻名于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信中以戏谑之笔言其于官场有“必不堪者七”。诗人用此典亦明其归隐之意。
末二句即云：我愿谢却簪组，弃官而去。愿此焦山佳处，为我留庵以宿，然诗人终其一生，皆为民请命，直谏不止，故亦仕途艰辛，天地飘零。但其心存高远，出入儒释道之间，故于此浊世存真。全诗于纪游中多抒感慨，自然流利。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宋书·乐志》言《白头吟》等“并汉世街陌谣讴”，即民歌。《玉台新咏》载此诗，题作《皑如山上雪》，则连题目亦与卓氏无关了。《西京杂记》乃小说家言，且相如、文君关系亦未尝至此，故云文君作，显系附会。此诗当属民歌，以女子口吻写其因见弃于用情不专的丈夫而表示出的决绝之辞。
首二句是一篇起兴，言男女爱情应该是纯洁无瑕的，犹如高山的白雪那样一尘不染；应该是光明永恒的，好似云间的月亮皎皎长在。这不仅是一般人情物理的美好象征，也当是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当初信誓旦旦的见证吧。诚如清人王尧衢云：“如雪之洁，如月之明，喻昔日信誓之明也。”但也有解为“以‘山上雪’，‘云间月’之易消易蔽，比起有两意人。”意亦可通。细玩诗意，解为反面起兴，欲抑先扬，似更觉有味。
故“闻君”二句突转：既然你对我的爱情已掺上杂质，既然你已心怀二心而不专一持恒，所以我特来同你告别分手，永远断绝我们的关系。“有两意”，既与首二句“雪”“月”相乖，构成转折，又与下文“一心人”相反，形成对比，前后照应自然，而谴责之意亦彰，揭示出全诗的决绝之旨。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意谓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相聚饮酒，散席后大家就各自分手，如流水东西永不汇合。“今日”、“明旦”是为了追求诗歌表述生动才选用的措辞，如果把“明旦”句理解为“明天就可在沟边分手”，不免过于拘泥字句的意思，反而失去了诗人的真意。此句承上正面写决绝之辞：今天喝杯诀别酒，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晨就将在御沟分手，就像御沟中的流水一样分道扬镳了。“东西流”以渠水分岔而流喻各奔东西；或解作偏义复词，形容爱情如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了，义亦可通。
“凄凄”四句忽一笔宕开，言一般女子出嫁，总是悲伤而又悲伤地啼哭，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只要嫁得一个情意专一的男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就算很幸福了。言外之意，自己今日遭到遗弃才最堪凄惨悲伤，这是初嫁女子无法体会到的滋味。作者泛言他人而暗含自己，辞意婉约而又见顿挫；已临决绝而犹望男方转变，感情沉痛而不失温厚。诚如清人张玉谷所评：“凄凄四句，脱节暗转，盖终冀其变两意为一心而白头相守也。妙在从人家嫁娶时凄凄啼哭，凭空指点一妇人同有之愿，不着已身说，而己身在里许。用笔能于占身分中，留得勾留之意，最为灵警。”堪称深得诗旨。
结尾四句，复用两喻，说明爱情应以双方意气相投为基础，若靠金钱关系，则终难持久，点破前文忽有“两意”的原故。“竹竿”，指钓鱼竿；“嫋嫋”，形容柔长而轻轻摆动的样子；“簁簁”即“漇漇”的假借字，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钱刀”，即古代刀形钱币，此处泛指金钱。以鱼竿的柔长轻盈摆动和鱼尾的滋润鲜活，比喻男女求偶，两情欢洽。《诗经》这类比兴较多，如《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毛传》：“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但此处联下文之意，似又隐含爱情若不以意气相知，仅以香饵诱鱼上钩，恰似只靠金钱引诱，那爱情是靠不住的。故清人朱嘉微评曰：“何以得鱼？须芳其饵。若一心人意气自合，何须芳饵为！”结句点破男子“有两意”是因为金钱关系。但究竟是他利用金钱为诱饵去另图新欢呢？还是那位“新欢”家资颇富，致使这位男子贪图富贵而厌弃糟糠呢？这只有留给读者去猜想了。
这首诗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弃妇形象，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婚姻悲剧，而且着力歌颂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高尚态度和她的美好情操。她重视情义，鄙夷金钱；要求专一，反对“两意”。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疯狂的诅咒和软弱的悲哀，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虽然她对旧情不无留念和幻想，但更多的却是深沉的人生反思。因此，她较之古诗中一般的弃妇形象又迥然不同，显示出“这一个”的个性。
全诗多用比兴和对偶，雪、月、沟水、竹竿、鱼尾等喻象鲜明生动而又耐人寻味。一、二、五、六、十三、十四等句皆工对而又自然。此外四句一解，每解换韵，而诗意亦随之顿挫，声情与辞情达到完美的统一。
该诗七言排律，历来作者罕传，唐人也不多作，号称集大成的杜甫也只三、四首，玄机此诗却也堪入作者之林
冬已尽，春将归，诗人独行于陡峭难行的山道上，看到那泉声泠泠的溪涧，白雪皑皑的苦山，不禁联想起丈夫子安清俊的仪容、魁梧的身姿。于是，诗人以诗代书，写下了这封“情书”，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多才女子的痛苦遭遇和凄凉心情。
首联开门见山，写了一个出家为道的女子的相思之苦。起句写崎岖不平的山路，高耸入云的磴级，为次句的“行苦”作铺垫。“相思苦”不仅使用了衬托手法，而且通过句内顶真更加强了相思苦况的表达，成为贯穿全诗的感情线索和结构枢纽。对于一个女道士来说，山路之险峻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但诗人并不以此为苦，而是“苦相思”。诗人把对子安的相思之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突显出来。
次联诗人紧扣“相思”二字，从眼前之景写起，直抒胸臆。诗人触景生情，回忆了丈夫的音容，自然转入“相思”主题。以“冰销苦碉”和“雪苦寒峰”来比喻子安的清韵玉姿，既表现了诗人对子安的时时不忘，更写出了子安的情韵风度，体现诗人不凡的想象力，也让人体会到其对丈夫的挚爱深情。“清韵”即情韵，既是谐音，又语意双关。这两句神驰思飞，乍看写景，实则言情，融情于景，以景传情，是诗人心中隐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春情”的具体描绘，形象鲜明，光彩照入，是全诗精华之所在，对仗工稳，用典艳秀，才媛功力，于此可见。
三联承上而来，从爱怜出发，写了对丈夫的关心和劝戒。诗人絮絮叨叨的嘱咐，殷勤致意，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既劝子安“莫听凡歌”，切忌“病酒”；又提醒其“休招闲客”，不要“贪棋”。这既可以看出往日夫妻的情深，也可以看出今日身分两地诗人对子安的挂念以及对其乐而忘情的担忧，也正由于有这样的担忧，才有了对昔日盟誓的回忆和对他日重逢的期盼。
四联直摅胸臆，使感情达到高潮。“如松匪石盟长在”写出了诗人对子安表白如松柏长青、比石头更坚定的盟约长期存在，当年的海誓山盟还响在耳边。“比翼连襟会肯迟”，写出诗人坚信自己跟子安当如比翼鸟长相聚、不分离，比翼连襟之期是不会很苦的了。
五联写诗人对未来的幻想，水到渠成。离别是暂时的，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还会在花好月圆之时破镜重圆、相爱如初的。然而， “终期相见”，未必能见， “月圆”之时，遥遥无期。所以，这只不过是这位痴情女子美好的憧憬而已，可见她的“相思”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 ，这一句将诗人执着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末联关锁全篇，诗人决定把以上一切思念、爱怜、关怀、担忧、渴望之情，亦即一片痴情，统统和泪写入这首情诗，寄赠子安。“泪落晴光”，造语别致，内涵丰富。“泪落”是感情激动的表示，同李清照一样，李清照在写诗之前也是“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晴光”更具情态，眼泪夺眶而出，泪花捧在眼边，晶莹透亮，宛如晴空之夭光，这就把一个黯然伤神、幽柔钟情的女子的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地刻画出来，风流情韵，令人动容。与丈夫分别后，最值得相赠的东西就是诗人饱含泪水写的这首诗，到此珠圆玉润，圆满完成整首诗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全诗气局严整，思致绵密，述事陈情，从容流走，丝毫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胡应麟在谈到七言排律时曾有“唐惟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诗薮》）之说，在男尊女卑的文学界，此类评价足见鱼玄机作品功底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