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离别京城已经二十多载,今日重闻宫中旧曲,心中无限感慨。
当年老相识就只剩下何戡一个,他又殷勤地把《渭城曲》唱起来。
注释
帝京:帝都,京都。
天乐:指宫中演奏的音乐。
不胜情:感情无法抑制。
何戡:元和、长庆年间一位著名的歌手。
更:再。
渭城:乐府曲名。亦名“阳关”。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人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怎布衣。怎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怎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逢。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怎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限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限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怎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怎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逢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逢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怎二两人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人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怎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怎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发端以“谢公台”起兴,意在写出赴任途中来到友人李公择湖州任所的一种快感。这里的“谢公台”,应当是借喻友人任所。“明月清风”则是运用成语,借以写湖州的自然美,似乎也隐隐象征着友人清高洁白的操守,而以感叹出之,表达了词人的赞赏之情。三、四句转入对旧太守、友人孙觉的怀念:“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二句写出了席间面对新守时对旧守的怀想。随后又回到当前,赞颂新太守、东道主李常的才具:“短李风流更上才。”“短李”与“髯孙”都是用典,正好切合新、旧太守外形与姓氏的特点,前后相映成趣,显得既典雅又诙谐。
过片两句对景感时:“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词人以“映酒杯”点明“席上”劝酒的题意,以“满院黄英”写出深秋时节的特征,对“秋色渐摧颓”的概括性描述则寓含着时序迁移的感慨,与上片写到的“旧日”、“重来”这种今昔之感是一脉相通的。最后三句是对明春桃花争开的盛景的想象,词人化用刘禹锡的诗意,变讽刺为赞颂,象征性地赞美了旧太守的政绩,并再度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大概是事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一种普遍现象。
全词,词人表达了对旧太守的怀念,同时也是对新太守的激励,因为未来提起的栽树的“刘郎”,是现在的太守李常。作者题作“劝李公择酒”,其深意或许就在于此。
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
这篇祭文可分为两部分。开头至“五情空热”为第一部分,说明迁葬之事,并因久未迁葬对死者表示愧疚;“呜呼”至结尾为第二部分,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慰告。全文字里行间都是真挚深情的自然流露。文章讲究结构、用典、叙述和抒情,充分表现了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的艺术风格。
文章开头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叙述了迁葬的事情,用散文体点明时间,交待祭奠者和祭奠对象,虽属祭文通例,但说“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便见亲切爱抚,切合双方身份。“归大茔之旁”,点出“归”字,既为下文描绘未归前孤魂栖栖之情作反托,又为末段伏脉。接着以强烈的哀叹转入对寄寄夭折及死后情事的追叙。从这里开始的抒情叙事均用四六骈体。
骈文的显著特点本是大量用典隶事,但这篇文章虽用骈体,但通篇不用一典,只用白描手法叙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文章在交待迁葬情事之后的痛切抒怀:“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与其他祭文相比,此文对象为一幼女,难以作详尽的叙事。此文贵在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对逝者反复致意:“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怜惜自责之情溢于行墨之外。作者又展开想象,以现实的热闹反衬阴间的冷清,“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低回宛转,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彷徨的伤感色彩。
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成就尤为突出。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距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约四十年,在基本格式和骈四骊六的句式方面,仍遵循祭文传统,同时又显示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