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离别京城已经二十多载,今日重闻宫中旧曲,心中无限感慨。
当年老相识就只剩下何戡一个,他又殷勤地把《渭城曲》唱起来。
注释
帝京:帝都,京都。
天乐:指宫中演奏的音乐。
不胜情:感情无法抑制。
何戡:元和、长庆年间一位著名的歌手。
更:再。
渭城:乐府曲名。亦名“阳关”。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人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怎布衣。怎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怎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逢。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怎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限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限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怎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怎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逢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逢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怎二两人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人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怎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怎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