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意在记叙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的始末，竭力推崇韩碑的典雅及其价值。情意深厚，笔力矫健。韩碑既未抹煞李愬雪夜破城的丰功，也未特别铺张裴度的伟绩，态度比较公允。李商隐极力推崇韩碑，也就是同意韩氏的观点。叙议相兼，在艺术风格上受到韩愈《石鼓歌》的影响。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中说：“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公元817年（宪宗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本诗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但笔力矫健，很有感情，诗中一些名句也一直为人传诵。
这是一首写羁旅之思的五言律诗。
开头二句：“扣舷不能寐，浩露清衣襟”。这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悲伤满面、夜不能寐的行旅者。他忧思重重，满腹愁肠。却又不知如何排遣内心的苦闷，只是机械地用手敲着船舷。夜深了，繁露打湿了他的衣襟，他感到了深深的凉意，但却依然痛苦地伫立在船头。上一句，“扣舷”二字，不仅点出题中的“江行”，而且是以外在的动作显露内心的痛苦。下一句，“浩露”，即繁露。它暗示出时间已至深夜，而旅人待在船头的时间也已很久，因此衣襟都清凉起来。诗人以饱尝旅途风霜雨露的境况，映衬出心境的凄凉，这是以内在的感受来写内心痛苦的。
第三、四句，是点明其痛苦的原因：“弥伤孤舟夜，远结万里心。”前一句是对开头二句的总括。并且进一步说，在这孤舟远行的夜晚，处处都在触发着惹人伤感的情怀。这就形象地写出了自己那种无法诉说的苦情。关于如此难耐的原由，后一句接着说：因为自己的一颗心正与万里之外的那颗心相系着。这句诗妙在不是从单方面入手来写相思之情的。而是说，自己与亲人虽相隔万里，但却心心相印。因此，“远结万里心”比起单说“远思万里人”来，诗的意蕴就丰富得多，诗的韵味也更加深醇了。
第五、六句：“幽兴惜瑶草，素怀寄鸣琴。”诗人抒写了相思离别的情怀。上一句，“惜瑶草”江淹《别赋》有云：“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是说丈夫出外为官，闺中少妇自怜青春独处。“瑶草”，即香草，为少妇自喻。此处借用其意，以不无解嘲的语气说：我的深趣就在于怜惜妻子的青春独处。下一句，“鸣琴”，即琴。意思是说：今夜我要以琴声来寄托自己平日的怀抱，这或许能够排遣我内心的苦闷吧！这两句诗不仅注意对仗的工整，而且在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惜瑶草”，是对前面诗意的承接；“寄鸣琴”，又开启了后面的诗意。
最后两句：“三奏月初上，寂寥寒江深。”诗人通过展现一幅孤寂凄清的寒江月夜图，进一步表达羁旅苦情。“三奏月初上”，既点出题中的“月夜”，又写出反复弹奏鸣琴的情景。诗人原想借弹琴排遣苦闷的，无奈苦闷尚未消除，又见到了冉冉升起的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对孤身远客来说，又添了一层行役情思。也使原已悲苦的旅人，其苦情又向前推进了一层。然而，还不仅如此。诗人此时面对的是月色溶溶下的寂静空旷的令人生寒的大江。而诗人的心境，也好似这条凄凉寂寞的“寒江”。这儿的“深”字用得十分精当。
这首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雨后池塘图。
首句展示的是雨后池上的静态美。第一句写雨后池塘水面的平静，只淡淡地出一“平”字。如果只读这一句，会觉得它过于平常，但在这句之后紧接以“淡磨明镜照檐楹”，却境界顿出。“淡磨”二字颇可玩味。施者是雨，受者是池面，经雨洗涤过的池面，好比经人轻磨拂拭过的明镜，比中有比，比中有拟人，这就使“水如镜”这一浅俗的比喻有新鲜之感。不仅能使读者感受到雨后池上异常平静、明净的状态，并能进而联想到前此蒙蒙细雨随着微风轻拂池面的轻盈柔姿。“淡磨明镜照檐楹”，创造的正是非雨后池塘莫属的艺术境界。与此相适应，这两句语势平缓，无一字不清静，连略带动感、略为经意的“淡磨”二字，也一如字面，给读者以一种轻淡的心理感受，显得毫不着力。
三四句由静而动，进一步写雨后池上的动态美。东风忽起，舞动池边的垂杨，吹落垂杨柔枝细叶上缀满的雨滴，洒落在池中舒展的荷叶上，发出一阵清脆细密的声响。这里，诗人笔下荡漾的东风、婆娑起舞的垂杨、荷心的万点声，无一不具有一种流动的韵致和盎然的生意，与前二句相比，别是一番情趣。与此相随，语势节奏也由平缓而转向急促，字字飞动起来。“忽起”二字，首先造成突兀之势，展示出景物瞬息间由静而动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随后再用“更作”二字作呼应回旋，造成一种急促的旋律，从而把上述有形的与无形的、动态的和声响的景物联贯起来，组成一幅形声兼备的艺术画卷。
雨后池上景物之美，诗人既写其静态，又写其动态，不仅显得丰富多姿，而且构成对比，收到以静显动，以动衬静，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首句平直叙起，次句从容承之，而以第三句为主，尽宛转变化工夫，再以第四句发之，本是约句的一般造法（见《唐音癸签》卷三引杨仲弘语）。诗人用这一方法巧妙安排，使语言结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成因势置景、笔随景迁之妙。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