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惜春为抒情线索。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塑造了一个感情丰富而专注的女主人公形象。
作品的开头描绘出初春好景象：“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词人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派新春景象，显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为全词定下了基调。
开头的几句耐人寻味：第一，首句是借用五代薛昭蕴《小重山》词之一的成句，劈头传出了春的消息。长门，原汉宫名。它是汉武帝陈皇后阿娇失宠后居住的地方，后来多以它代指“冷宫”。李清照以“长门”入词，则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暗示自己有一种难言的幽伤，借用上述薛昭蕴宫怨词的意境，为下文表达这种幽伤作了情绪上的铺垫。二是生动地表现了春天的特有声息。“春到长门春草青”，一句连用两个“春”字，描摹出春天一到，春草即刻舒展身姿的情态，给人以春风拂面的快感。不仅写出了春的神奇，还借春草在经历了寒冬之后对春天的渴盼，暗示女词人回到丈夫身边的无限快感。
第二，宛如一幅斑斓的绘画，起拍以下三句有着迷人的色彩和构图。看那江梅花朵和蓓蕾相间，梅枝与新蕊互衬，愈发显得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幅娇妍的春意图，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希望。
“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碧云笼碾，即碾茶。宋人吃茶都是先碾后煮。碧云是形容茶色。春天的景色如此美好，它使女词人为之陶醉。她兴致勃勃地取出名贵的“碧云”茶团，碾碎煎煮。词人本想一边品茗，一边回味早晨的梦境。哪知一经重温“晓梦”，惊破了品尝茶香的雅兴。“惊破一瓯春”的“春”字，语意双关，不仅形容出茶色的纯正，香气的馥郁，更暗示了词人的“晓梦”是与一种春景春情有关。
词的下片承“晓梦”而转入对“黄昏”景象的描绘，侧重表现春日黄昏的美好：“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疏帘，有雕饰的帏帘。作者轻轻两笔，勾勒出一幅清幽的黄昏景色。它如一幅水墨写意画，虽无明丽的色彩，但却能在黑白中见精神，在清淡中显神采，愈发给庭院增添了几分恬静与优雅。两句里“压”“铺”二字精策而传神。“压”字，委婉地描绘出了花儿的繁盛。因为花儿稀疏零星，花影就不会重重叠叠，给人以浓重如“压”来之感。同时，它又体现了花儿的蓬勃生机。“铺”字。首先，形象地显示了月光朦胧和清淡。因为此时，夕阳才落，月亮刚刚升起，月是淡月，光是微光，若有若无，像是薄如蝉翼的轻纱一般，铺蒙在疏帘之上，显得是那样轻灵，那样柔美。其次，“铺”字又写出了月亮“多情”的神态。它就像是在含情脉脉地关注着女主人，表现出深深的依恋，类似于“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的境界。“铺”又与“压”在用墨的浓淡、轻重、明暗、虚实上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画面体现出朦胧和谐之美。
“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在李清照的笔下，有许多著名的春景情词，《如梦令》“昨夜雨风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都是熟知的咏春名篇。对每一个春天，她都不肯虚度。此处特意提出“今春”，表明今年一定要特别地经意，这就将惜春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感情推向了高潮。
统观全词，上下两片，一早一晚，布局精严。虽然每一片都是由景及人，但通篇读来词意层层递进，情感节节发展。上一片如花含苞，味之无穷；下一片如百花竞放，感情浓烈。两相映照，足见她对丈夫的爱之深，思之切。在语言的运用方面，这首词也很有特点。既有“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归来也，著意过今春”等浅白直露的口语，显示了易安词淡笔点染，自然隽永的风韵；也有“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等精炼的对句，显示了易安词的炼句炼意之功。特别是“压”与“铺”两个字锻炼精妙，感到仿佛那诱人的花影不是映在门上，而是压在作者的心上；那迷人的淡月也不是照在帘上，而是直接铺到了词人的心里。它承上启下，把作者此时此地的心灵感受形象，委婉地传达出来。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万里瞿塘峡，春来六上弦。”这句中的“万里”一词，突出空间范围之广，表现了广阔地天地笼罩于清淡月色中的情景，反衬了诗人杜甫的个体的渺小孤独寂寞之情。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句中的“夜久”一词，强调时间之长，写出了南飞的乌鹊在深夜经长时间飞奔后只能落在江边暂时栖息的情景，含蓄地表现了诗人杜甫长时间在外奔波、身心俱疲的艰难处境。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这句中的“时时”一词，运用叠词，写月光时时照进黑暗的居室，与下句的“故故”相对，使语言表达更富有韵律美。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