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曲高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并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的风貌才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楼阁倚在经霜的树林外,天空如明镜无纤云一毫。
首句点出望的立足点。“楼倚霜树外”的“倚”,是倚立的意思,重在强调自己所登的高楼巍然屹立的姿态;“外”是“上”的意思。秋天经霜后的树多半木叶凋落,越发显出它的高耸挺拔;而楼又高出霜树之外,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方能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局,充分领略它的高远澄洁之美。所以这一句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基础,没有它,也就没有望中所见的一切。
次句写望中所见的天宇。“镜天无一毫”,是说天空明净澄洁的像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没有一丝阴翳云彩。这正是秋日天空的典型特征。这种澄洁明净到近乎虚空的天色,又进一部表现了秋空的高远寥廓,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当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峻拔的南山与清爽的秋色,气势互不相让两两争高?
第三句写到远望中的终南山。将它和秋色相比,说远望中的终南山,它那峻拔入云的气势,像是要和高原无际的秋色一赛高低。
南山是具体有形的个别事物,而“秋色”却是抽象虚泛的,是许多带有秋天景物特点的具体事物的集合和概括,二者似乎不好比拟。而这首诗却别出心裁的用南山衬托秋色。秋色是很难描写的,而且不同的作者对秋色有不同的观赏角度和感受,有的取其凄清萧瑟,有的取其明净澄洁,有的取其高远寥廓。这首诗的作者显然偏于欣赏秋色的高远无极,这是从前两句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但秋天那种高远无极的气势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这这种情况下,以实托虚便成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具体有形的南山,衬托出抽象虚泛的秋色,读者通过“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的诗句,不但具体感受到“秋色”之高,而且连它的气势、精神和性格也若有所悟了。
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他在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于写意画。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特别是诗的末句,赋予南山与秋色一种峻拔向上的动态。这就更鲜明的表示诗人的性格气质,也使全诗在跃动的气势中结束,留下了充分想象的余地。
该诗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续篇。诗前有作者一篇小序。其文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说得很清楚,诗人因写了看花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和《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
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是不能预料的。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
诗人想的是: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
刘禹锡玄都观两诗,都是以比拟的方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这种艺术手法是高妙的。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
《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