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此词上片叙事。起二句写这些天溪水涨满,情郎趁水涨驾船相访。男女主人公隔溪而居,平常大约很少有见面的机会,所以要趁水涨相访。说“几度”,正见双方相爱之深;说“偷相访”,则其为秘密相爱可知。这涨满的溪水,既是双方会面的便利条件,也似乎象征着双方涨满的情愫。
“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红斗帐,在古诗词中经常联系着男女的好合。采莲船很小,一般仅容一人,说“难开红斗帐”自是实情。这三句写不得好合的惆怅,说“难”,说“无计”,说“空”,重叠反复,见惆怅之深重。特别是最后一句,物我对照,将男女主人公对影伤神的情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下片抒情,紧扣秋江红莲的现境设喻写情。“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二句承上,面对秋江中因浪随风摇曳生姿的红莲花(菡萏),女主人公不禁产生这样的痴想:希望自己化身为眼前那艳丽的芙蓉,年年岁岁托身于秋江之上;更希望情郎化身为花底的轻浪,与红莲紧密相依,没有障隔,在雨丝风浪中长相厮伴。用“红菡萏”和“花底浪”来比喻情人间亲密相依的关系,比得奇巧妙合,堪称作者一大创造。其妙处在于即景取譬,托物寓情,融写景、抒情、比兴、想象为一体,显得新颖活泼,深带民歌风味。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这首民谣收录于《乐府诗集》,属“杂曲歌辞”。“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乐府民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首民谣通过描述桓帝时农作物由妇女收割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东汉末年频繁的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歌谣语句朴素,通俗明白。
起句“小麦青青大麦枯”,“青”与“枯”点出了时间,即农作物生长和收货的季节,也就是农忙时节。绿油油的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却已经成熟了。可是谁来收割成熟的庄稼呢?是老妇和村姑。收割本来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应该由青壮男丁来承担。所以,开头两句,尽管没有用一个字去描写连绵战争的惨烈和破坏,但是从作者巧妙地选用田间劳动这一典型的场景,感受出战争的破坏程度,人民的生活有痛苦不堪。
第三句“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主旨。青壮男丁干什么去了,被驱遣西征同羌人作战去了。这里的“西击胡”是指东汉王朝对羌族进行的三次武装镇压。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汉阳人杜琦等联合羌人起兵反抗东汉,这场斗争坚持了十二年之久,东汉王朝因平息反抗,耗资二百四十多亿钱。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凉州、并州和关中的羌人又发动反抗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所耗军费八十余亿钱。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各地羌人又相继对东汉发动反抗斗争。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羌人多次反抗斗争,这样就极大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同时也由于徭役的繁重,广大农村青壮男丁征发已尽,出现民谣中所描写的“谁当获者妇与姑"的悲惨景象。
民谣的前三句,以典型的场面,通俗明白的语言,揭露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通过战争中人民群众和官僚贵族的鲜明对比,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平,抒发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吏买马,君具车”。“吏’’春秋以前,大小官都可以称吏。战国以后一般指低级的官。《古诗笺》中解释:“‘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这一句,不仅反映了因战争耗费巨大,连官僚贵族都不能幸免,同时也说明,在战争中,官僚贵族只要出点钱,就可以不必去打仗,而广大人民群众却要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平。
“请为诸君鼓咙胡”。“鼓咙胡”,百姓感到不公平,却不敢把话说出来。但人民群众的不满之情却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