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砂。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这首诗中用了多个意象。首先是“桥”。其次是“春日”，春日高照犹如沐浴浩荡的皇恩。“日斜”则意味着恩惠渐少。美如玉的琼砂沉入水底，有才能的人没有被任用。平地突起的狂风恰似刘禹锡顺利的政治生涯突遭贬谪的厄运。
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首联，诗人就痛斥这帮“盗贼”，竟把可怜的百姓弄得如此贫困。他们一味“诛求”，使这小小的山村空无一人。 “盗贼”一词，在杜集中出现近百处，一般都指安史叛军，寇掠中原的外族将士，各地贪官污吏等。这里显然是指蜀中贪官恶吏。正是这批家伙，比形形色色的老虎更凶狠，逼得百姓逃亡。“浮生”，指多灾多难的百姓，他们到处逃亡，就像那些飘浮水面，不能扎根的浮萍。“浮生”本《庄子》里的词，意思是人生世上虚浮无定，故说人之生世日“浮生”。杜甫借指被搜刮得一无所有，到处逃亡的百姓，很形象。“诛求”指盗贼们对百姓的残酷搜掠。 “异俗”，指东屯山民们的特殊生活习俗。由于太穷，他们的贫困生活方式，杜甫从未见过。
颔联、颈联描写北崦荒凉景色：夕阳照着“空”荡荡的“村”舍，“唯见鸟”飞， “未逢人”影。诗人信步走来，观察了很久。北崦一带，确实是个无人村。江峡潮湿多露，野风迎面吹露水滴在身上，使诗人思索得很深很远。
末联，杜甫浮想联翩：远山回首，遥望“战地”，惟见黄尘滚滚。诗人从东屯北崦看到了普天下受战伐之苦的百姓，他们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首五律构思颇奇，首联直抒胸臆，痛责盗贼的诛求，中间四句写景，末句在诗意上是承接首联，却与上四句自然衔接。转折翻腾，极具艺术和魅力。
这首五律诗格也特殊。全诗八句，每联皆对，却使人不觉。“盗贼”与“诛求”对，。“浮生”与异俗”对，“困”与“贫”对，仿佛形成两种对抗力量，使人触目惊心。中间二联把空树无人景状，写得真实极了。末联远山回首，战地黄尘，亦对得工整。
这首词写一个少女的青春的热情和她对少男的大胆追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自白。
它描写一位天真烂漫、热情大胆的少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迫切要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和幸福，表现了不顾一切封建伦常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主题。这首词通过对少女心理活动的传神描写，塑造出了一个具有健全人格、渴望婚姻自主的女性典型；这个典型在青年男女被剥夺了自由恋爱权利的封建社会里，有着特别的意义。但这种一见钟情的爱情，由于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纵使刹那间可以爆发出耀眼的火花，若所遇非人也会转眼归于毁灭，以致产生不可设想的悲剧，这是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处境所造成的。
此词是写游春，有所遇，女遇男；仅是开端“春日游”三个字就极可玩味，表面看来原只是极为简单直接的一句叙述而已，然而却已经为后文所写的感情之秾挚做了很好的准备和渲染。“春日”正是感情的春心觉醒的时节，一切都表现了一种生命之觉醒与跃动。而之后更加一“游”字，则此“春游”之人的春心之欲，随春物以共同萌发及跃动从而可知。其后再加以“杏花吹满头”一句，点明时令是早春，缤纷的杏花花瓣落了游春的姑娘一头都是，“吹”字在此一句中表现出一种当繁花开到极盛时，也同时伴随有花片之飞舞的一种更为缤纷盛美的景象。而且“吹”字还可表现出一种活泼撩动的感受，则外在之春物遂与游春之人更加了一层直接的关系，写出了春光明丽，少女欢快的场面。
前两句以八个字刻画出女子在融融春光中萌发了追寻意中人的春心；叙写至此，已经为以后的感情之引发，培养和渲染了足够的气势，于是以下由景转情，情由景生，一位也漫步在原野小径上的少年公子进入画面，虽然少女并不认识他，但他那翩翩的风度，飞扬的神采，却吸引了少女的注目，引起了少女的爱慕。九字长句“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一泻而出毫无假借，读起来笔力异常饱满。曰“陌上”，是游春时士女云集之所在；曰“谁家年少”，则表现了期望的真诚与选择的珍重；更加之以“足风流”，是对于美好多情之预想的最高要求。“足风流”是少女眼中少年公子的形象，也是少女对少年的评价，少女对少年的爱慕之情全由这一“足”字传出。
因而少女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一个“拟”字，点明这是少女内心的打算。曰“足风流”，曰“一生休”，前一句写期望之理想，后一句写自我之奉献，两相呼应，极为有力地表现了意志之坚决与感情之深挚。这一个九字长句与上一句的节奏句式全同，都是前面的六字句以两字为一顿，造成一波三折的气势，然后以一个三字句为总结，字字斩钉截铁，口气是真挚、诚实、坚定的。这里写出少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望，然后用“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加重这爱的力量。这种强力的爱慕之情，不仅使她要终身相许，嫁给他，而且即使以后少年公子将她无情地遗弃，她也决无后悔。在“足”字上可见少年风流了，至此犹嫌不够，还通过“休”和“羞”两个字，层层加码地予以强调，写出了为爱情不惜代价、终身不悔的决心，进一步突出了少年风流之甚，由此足见少女之痴情。结尾处二句殉身无悔的誓词，正是以其深挚的情意，提高加深了这首小词的境界，一个真正愿为理想、事业而献身的人，是为了对它的热爱，词其所写的用情之态度与殉身之精神，确实可以引发读者一种深沉的感动与丰美的联想。
这首词从字面解释或直为“一位女子在游春时对一个风流多情男子的向往和期待。”而若从“自比女性”的角度审视，则小词实际上婉转地传达了作者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抛逐在西蜀一隅，但此心仍属故唐的赤子情怀。首句“春日游”自然是对唐王朝鼎盛局面的期许；二句的风流少年乃是暗喻君王；三句的“妾”即属自比，他是要将终生都托付唐王朝的了，即便如当下的暂被抛别，也是不离不弃——“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态度决绝。
这首词虽是少女单方面的一见钟情，然用通俗明快的语言，率真、坦直的感情表达方式和长短错落、声情激动的语调，塑造出一个敢于冲破礼教、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少女形象，异常鲜明，逗人喜爱。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和清新明朗的笔调，刻画这位少女天真烂漫、极富个性的形象，语言质朴而多情韵，在花间词中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该一首词纯用赋体，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它用的是长短错落、声情激越的句式，选择的词调与所表达的内容、感情的强度都很相适，最后以誓言般的三个字短句作结，显得十分果决干脆，志不可夺。作为一位具有封建思想的文人，作者敢于道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词语，写出这样明快决绝的佳篇，不能不归之于学习民歌的结果。韦庄抒情词这种真率大胆的作风原本是民间文学的本色，在词从民间到了文人手中之后慢慢朝向婉约化道路迈进的这个历史进程中，韦庄词却一定程度地保留了民间词的一些特色，十分难能可贵。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