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首先是盘旋层折的诗歌结构,诗写幽愤之思,但起笔四句却先勾勒了一派清澄之景。然后,“久晦”、“旅馆”两句逆笔补出身在谪宦羁旅的处境,时逢久雨阴霾的黄梅,心境正如陷溺于霭霖之中,久已林林沉沉的了。于是可见起处所写偶一眺临所见的清景之中,实隐含有诗人企图摆脱烦闷的企望。清景使诗人神思为之一爽,但是潜在的幽愤是如此的难以解脱。
为清景引动,诗人漫步郊垌,其本意当是希望进一步让大自然澄明的灏气,为他澡雪精神,但是一路行来,见到淫雨之前泽畔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经繁茂而向老;而当时仅是一望绿叶的池塘中,荷花也初绽红红白白的朵营。这美景在他人或会感到悦目赏心,但对诗人却适足以勾动其幽愤的潜意识,于是顿生春夏叠代之感,更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于是潜在的幽愤转为强烈的悲歌。药饵,“药”当作“乐”,反用《老子》“乐与饵,过客止”之语,当时的声歌食饮,尽属虚妄;而真实的唯有那倏焉而来的老病而已。
那末人生应当怎样才对呢?只有乘即将而来的秋水,归隐家乡,这种真正的赏心乐事,恐只有二三知己才能领会吧。那末这赏心乐事的内含究竟为何呢?“秋水”用《庄子·秋水》事,《秋水》篇主旨在于“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原来泯去物我,是非的界限,忘掉一切的是非得失,甚至忘掉自己的天赋禀受,皈依自然,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谢客是否真能忘情,得从此诗的意脉看,这只是一种企望强自从幽愤中挣脱的高言快论;从他的行事看,虽然几度归隐,但却未能如陶潜那样在自然中终其天年,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吟唱着“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的感愤之句,被砍下了脑袋。
企图借游程中的自然清景以排解幽愤,而解不去,吟还愁,反将幽愤潜注于景物之中,这种反复曲折的情思,即使谢客的幽愤表现得看似清逸,实则更为深重;又使他诗作的结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多层次,奇景迭出,转转入深,确实到了“一重一掩皆肺腑”的境地,而他更善于营构,通过顿柬、离合,顺逆的安排使诸多的景物移步换形圆融一体。而情思一以贯之。如此诗起首之“时竞”(春尽),中腰之“朱明移”,篇末之“秋水”,思绪依节候的顺次,虚实相同地展开,却以“久痞”一联,“戚戚一一联作顿束收放,依其感情的变化,出现一幅幅不同色调的画面,达到情景理交融的境地。王夫之《薹斋诗话》评谢诗,“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天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此评正道出了谢诗以幽愤的情思为内含,运调景物,曲屈以达其意的特点,这与陶潜诗结构之如行云流水大异其趣。
与结构相应,此诗的意象也与陶诗异趣。陶诗语言天成,所构成的诗歌意象较单纯而韵味醇厚,而谢诗则“造语极奇险深曲,却皆稳老而不伤巧。一,其意象层次多隽秀耐咀。试以与此诗前四句景物相近的陶潜《杂诗》二之前四句作一比较,陶诗云:“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这四句每句五字都是一个层次,且三、四承一、二,很自然地勾勒出一个银辉满空,启人远思的景象。谢诗则不然:“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同样每句五字:而前二句每句是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月西驰。以下三句“含余清”承一句“夕澄霁”;四句“隐半规”则承二句“日西驰”,又分别拈入了密林,远峰二物,组成了新的景象。前两句从大背景落墨,富于动态美,后二句更从细部勾勒,近处是密林余清,较远处是青山落日,则与一、二句共同构成三个大层次的画面搭配,而“密林”之与“余清”,“远峰”之与“半规”本身又有各自的层次,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酿蘖出一种清澄恬美的静景来。这层迭的景象正体现了诗人由“林垫”中苏生的复杂心境。
与观察的细密,锤词的精严,选景的密致相应,谢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使用语典的工巧。“泽兰披径路”以下四句分用楚辞“皋兰披径兮斯路渐”;“芙蓉始发,杂芰荷兮”;“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朱明承夜兮时不见淹”四语,不仅与即目之景相切相符,而且隐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透出归隐之想,以下更用《庄子》“秋水”之典,既承“朱明”而预示归期,更如前所析表示要从伤感中超脱达到忘我之精神升华。数典连用,一气呵成,含义深长,遂使诗歌意象于精致之外更显出一种典雅的美来。所谓“奇险深曲”,而“稳老不伤巧”,于兹可见一斑。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