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陶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书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他之所以爱菊，是借花的凌雪傲霜的高尚品格，寄托自己的心胸。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谩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惟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作者的遭遇有很多地方与陶渊明相同，所以用“黄菊开”、“爱重九”、“正崔嵬”表示对陶渊明的同情与歌颂。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没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作者用对比的方法，笔锋急转，直指自己遭受“落佩倒冠”的陷害，向南宋王朝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当他想见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在送别韩南涧的归路上，见到月色映出了“人影共徘徊。”流露出惜别依依和孤独寂寞之感。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上片写登高赏菊忆及渊明，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暗示了作者与其处境的相似。下片陪游后借题发挥，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落佩倒冠”抱病登台而慨叹，倾诉自己无法实现抗金报国壮志的痛苦，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