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
首四句写高山大海也会变化，人不论多么长寿，也会死。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五至八句言借酒销愁。九至十二句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愤懑。诗人认为当世没有平原君那样的贤主，只好买丝绣成平原君的像，洒酒祭奠他。最后四句言人生易老，既然不遇明主，索性及时行乐吧。一个普通的意思，在李贺的笔下，竟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诗题“浩歌”语本《楚辞·九歌·少司命》，即长歌、大声唱歌、纵情放歌之类。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长寿的彭祖和巫咸尚且不能久留人世，何况寻常之辈。这里有两个对比：一是把仙人与凡人相比，一是把凡人中的长寿者与普通人相比。前者见于字面，后者意在言外。这样层层比照、烘托，“人生几何”的命意更加显豁。
五至八句写春游时的情景，用的是反衬手法。先着力烘托春游的盛况。“青毛”句写马。马的毛色青白相同，构成钱形花纹的名叫“连钱骢”，是为名贵之马。骑在这样的马上，饱览四周的景色，真是惬意极了。初春的杨柳笼含淡淡的烟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柔美，那么逗人遐想。后来大家下马休憩，纵酒放歌，欢快之至。而当歌女手捧金杯前来殷勤劝酒的时候，诗人却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了。他想到春光易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将逝如流水。“神血未凝身问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绪。
接着诗歌又由抑转扬，借古讽今，指摘时弊，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丁都护”或者像王琦所说，实有其人，并且是这次郊游宴乐的参与者（见《李长吉歌诗汇解》）；或者当时有“丁都护嗜酒”的传说，诗人借以表达劝戒之意。“不须浪饮丁都护”，既是劝人，也是戒己，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向现实，认识到世道沦落，英雄不受重用乃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诗人愈是这样自宽自慰，愤激之情就愈显得浓烈深沉。“世上”句中“无主”的“主”，影射人主，亦即当时的皇帝，以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买丝”云云，与其说是敬慕和怀念平原君，毋宁说是抨击昏庸无道、埋没人才的当权者。表面写“爱”，实际写“恨”，恨自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以致虚掷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
结束四句的内容与前面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玉蟾蜍”是古代的一种漏壶。铜壶滴漏，声音幽细，用“咽”字来表现它，十分准确。另外，诗人感时伤遇，悲抑万端，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也借助“咽”字曲曲传出，更是传神。“此处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了“红颜易老”的无情规律。末二句急转直下，表示要及时行乐。“羞见秋眉换新绿”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辜负眼前这位侑酒歌女的深情厚意；二是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白白流逝。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贤哲，就不必作建功立业的非非之想。面对歌女、美酒、宝马、娇春，就纵情开怀畅饮吧。一个年方二十的男儿，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不能这般局促偃蹇。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从愤世嫉俗的感情派生出来的，是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这首畅叙胸臆的诗篇，造语奇，造境也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诗人骑马踏青，面对大好的春光，本应产生舒适欢畅的感受。但偏偏就在此时，一种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像云雾般在心头冉冉升起。这种把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等等矛盾着的因素糅合起来的现象，在李贺的诗歌里是屡见不鲜的，它使诗歌更具有神奇的魅力。此诗在结构上完全摆脱了由物起兴、以事牵情的程式。它先写“兴”，写由景物引起的神奇幻象。接着写春游，色彩秾艳，气韵沉酣，与前面的幻觉境界迥然不同，但又是产生那种幻觉的物质基础。诗人故意颠倒它们的先后次序，造成悲抑的气氛和起落的形势。
后面从“神血”句起都是抒发身世之悲的笔墨。它们与开头相适应，有力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全诗活而不乱，粘而不滞，行文的回环曲折与感情的起落变化相适应，迷离浑化，达到了艺术上完美的统一。
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为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一个苍莽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怅饮，本已令人愁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地响，更教人愁杀。“秋风萧萧愁杀人”，这一句突发的啸叹，正将主人公心头的万缕愁绪，化作烈烈秋风，“苍茫而来”，立时令人生出一种“不可遏抑”的困扰之感。“出亦愁，入亦愁”，则以细节刻画，抒写愁苦中人的坐立不安。不禁使人感到，那困扰着主人公的忧愁，竟怎样难以趋避、无可摆脱。受这困扰的，不止主人公一人：“座中何人谁不怀忧？”既称“何人”，又加“谁不”，这双重反问告诉人们：那忧愁正如病魔一样，已侵袭到所有在座者的心腑。使主人公所对无非忧者、所闻无非愁叹——这样的日子，真能耗蚀人的青春，加速衰老之期的到来。难怪主人公要发出“令我白头”的幽幽哀叹了。
以上一节，一味写“愁”，使人来不及细想，先就浸染上了那摆脱不开的忧愁。读者不免要问：诗中主人公是谁？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忧愁？第二节诗，正为读者解开了疑团：“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胡地”，即塞外胡人居处之地。主人公既呼之为“胡”，可见他自己不是胡人。联系下文“离家日趋远”一句，可知主人公应是远离家乡、出塞戍守的汉卒。对于初到塞外的旅人来说，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异域风光，实在是新鲜而奇妙的。但作为戍卒而久居胡地，看惯了浩瀚的黄沙，见不到几多绿意。秋冬之际，唯有呼啸的飚风，时时摇撼着稀疏的高树。那滋味可就大不好受了。它们所能勾起的，只能是千重忧虑、万里思情。读到这里，读者便可恍然大悟：主人公之所以“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之人之所以“谁不怀忧”，那都是心揣着有家难归的万里离思的缘故。在这样的断肠人眼中，无论是“飚风”，无论是“修树”，触目间全都化成了一片愁雾。故此二句看似写景，实亦写愁，正与上文“秋风萧萧愁杀人”相应，将满腹的忧愁“外化”了。
如果说，忧愁可以催人衰老，它首先带给人们的，则是憔悴和消瘦。“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中的主人公，正因为飘泊异乡、离家日远，被愁思消磨得茕茕骨立了。但诗人却不肯明言，而是巧妙地运用“衣带”之“日缓（松）”，以反衬主人公身躯的日见消瘦，写得含蕴不露而哀情深长。一位形销骨立的戍卒，就这样独伫于塞外荒漠，默默无语地遥望着万里乡关：“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他不是无语可说，而是心中塞满了愁思，纵然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要描述这样一种痛苦之状，笔墨是难以胜任的。但人们在极度痛苦之中，想象力就往往特别活跃，笔底口中便常常跳出奇语。《卫风·河广》的主人公，在眺望黄河彼岸的故国时，思归心切，就唱出了“谁谓河广，一苇杭（渡）之”的奇句。而这首歌的主人公，为抒写胸中难以排遣的痛苦，竟想出了“肠中车轮转”这一奇喻。用滚滚车轮在肠中的转动，写主人公无可言传的曲曲愁思，真是形象得教人吃惊。也正因为如此，戍卒那离家万里的痛苦怀思，才以更强的力度震荡了读者的心弦，使人不能不为之悚然动容。
有人认为，《古歌》所抒写的，是“游子天涯之感”，恐怕不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它应该就是“胡地”戍卒的思乡怀归之作。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均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至使离乡征戍之卒“进不得力战，退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这首歌熔抒情、写景于一炉，在“秋风萧萧”中抒写困扰戍卒的愁思；又将它融于异乡的修树、荒漠的飚风之中，变得更加蓬勃、纷扬；最后忽设奇喻，将其化为辘辘车轮，在肠中滚转不已。如此形象的情感抒写，显示出汉乐府民歌在抒情艺术上已有怎样长足的进步。能够与它比美的，在汉代，恐怕只有“长于抒情”的《古诗十九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