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开垦完,空屋子也没有住满。”可是住户人口不是只增长一倍就停止了,或人只增长三倍五倍就停止了,而是增长十倍二十倍,因此,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常处于不足的地位,而住户人口常处于有余的地位。更何况有兼并土地的人家,他一个人占着可容一百人住的屋子,他一户占有一百户的田地,遭到风雨霜露饥寒倒地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注释
治平:太平盛世。
宽
然:宽裕貌。
佣作:受雇为人种田。
不敷:不适,此是不够之意。
曾:曾孙辈。
玄:玄孙辈。
消落:减少。
曾:指与自己隔着两代的长辈与晚辈亲属。
廛:房屋。
浮靡:奢侈。
生:使……生存。
游惰不事:游手好闲。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此词风格豪放、气象雄浑,更复庄而不板、谐而不谑,其历史跨度,纵贯古今,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予以概括描绘并深刻评弹,写得博大宏阔,却又似在诙谐谈笑间,隐寓着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到底有几人风流人物?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这篇赋开篇写衰草可哀,然后回忆衰草在春天披红戴紫、垂绿衔花的荣盛,最后详细铺写秋气对衰草的摧折,表现了秋的萧杀与衰草的可哀。全赋句式灵活,咏物兼以抒情,充溢着诗的意境。
“愍”是此赋的着眼点。此赋起笔转合自然,前四句先写衰草情状,以“荒径”、“寒菱”补足。中间写春日、春风中的芳草,以衔华佩实、垂绿散红等突出衰草往日的风姿。最后以“秋至”一转,言风、霜对芳草的侵夺,以“伤”、“悲”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强化“愍”的意象。“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对物候变化的体察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的领悟。卒章显其志,“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对衰草的怜惜实际上在观照着作者盛年易逝、晚年凄苦的心态。
全赋句式灵活,有骈偶句式,有五言句式,又有骚体句,咏物兼以抒情,使全赋充溢着诗的意境,其中亦夹杂着民歌的韵律,采用了回忆倒叙的赋法,从当时面对的此景此情入手,中间回忆虚写了小草从春到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了开头的感受,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衰草的哀怜写出了浓浓的秋意。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