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开垦完，空屋子也没有住满。”可是住户人口不是只增长一倍就停止了，或人只增长三倍五倍就停止了，而是增长十倍二十倍，因此，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常处于不足的地位，而住户人口常处于有余的地位。更何况有兼并土地的人家，他一个人占着可容一百人住的屋子，他一户占有一百户的田地，遭到风雨霜露饥寒倒地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注释
治平：太平盛世。
宽
然：宽裕貌。
佣作：受雇为人种田。
不敷：不适，此是不够之意。
曾：曾孙辈。
玄：玄孙辈。
消落：减少。
曾：指与自己隔着两代的长辈与晚辈亲属。
廛：房屋。
浮靡：奢侈。
生：使……生存。
游惰不事：游手好闲。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主要描绘桐树的俊拔和坚毅的品性。梧桐的生长环境是恶劣的，它的枝叶为云气所缭绕，它的脚下是冰雪。梧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种与凤凰相连的佳木，诗人在描写中刻意渲染一种悲凉的氛围。山名用“玉垒”，玉石高洁出尘，已有一种坚硬的感觉；桐称“高桐”，本身也有一种悲剧气质。
“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感叹高桐白白长得高大，最后被人斫作秋琴去弹《坏陵》古曲。栖息于树上的鸟是那传说中最洁净的凤凰，而诗人特意选择“紫凤”一词加以美饰，色彩上更加鲜明；琴说是“秋琴”，也是在着意突出一种寒凉之意。
诗人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这首七绝在艺术上细美忧约，具有抑郁的情调和忧伤美。
全词围绕着边塞的寒夜进行描写。
上片全是用的景语，词人用“严宵”“拥絮”来透露塞上寒夜的寒冷，也从中透露出自己凄苦的心境。“严霜拥絮频惊起，扑面霜空。斜汉朦胧。冷逼毡帷火不红。”首句就写出夜的寒冷，这里的“絮”做两个解释，一个是上文所提到的棉被，意思便是半夜用被子裹着身体，还有一个就是指柳絮般的雪花。整句的意思便是严寒卷起雪花，令其如柳絮般飞舞在空中。不过从“频惊起”这三个字来推敲，这里的絮当做棉被来解释。因为夜里太过寒冷，几次从睡梦中被冻醒，屋内尚且如此，屋外的旷野上更不用说了，“扑面霜空，斜汉朦胧，逼毡帷火不红”。天空寒雾迷漫，银河仿佛横亘在夜空上的河流，被寒气所笼罩，在这样的天气下，军营里的炉火，再怎么添加柴火，也是烧不旺的。
下片词人便峰回路转，从景转心，开始了联想、回忆、幻境相结合的心理描写。“香篝翠被浑闲事，回首西风。何处疏钟，一穗灯花似梦中”。“香篝翠被浑闲事”，一段似梦非梦的描述，仿佛让读词的人与他一同回到了温暖的家中，守着暖炉，怀拥翠被，温暖舒适。这里的描述并非完全是身体上向往的舒适，更多的则是表达心理上的一种向往，向往自由轻松、宽松舒适的环境。“香篝”是古人在室内焚香所用的器具，而”翠被“则是背面鲜丽柔软的被子，这两样事物看似是纳兰对家的渴望，纳兰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浑闲事”，他“回首西风”，妻一切不过是想象出来的美梦一场罢了。最后两句：“何处疏钟，一穗灯花似梦中。”这时词人听到稀疏的钟声，而帐中只有“一穗灯花”，在灯光朦胧中，作者如在梦中，不知身在何处，孤凄情怀，只能以词写心，托物言志。
这首词写塞外的苦寒、孤寂、霜气卷着雪花阵阵飞起，扑面而来的是冬日寒冷的天空，情景交融，词人用词精妙，令人哀婉叹息。
这首曲子描述出了秋天特有的景色：庄稼、荻花、江水等，同时结合“江”这个特定的地点来描写。曲子用词丰富恰切：肥、秀，黄、绿，空、瘦。将本没有感情的事物赋予感情，形象生动。
作者漫步秋日的江畔，首先映人眼帘的是田间地头的景象：稻谷、高粱等庄稼长势喜人，预示丰收在望。一个“肥”字摹状出谷物沉甸甸的姿态。江边的芦苇也已秀穗，荻花飘舞。不远的地方散落着疏疏落落几户人家，但见院墙篱笆，已逐渐被收获庄稼的黄色所装饰；而江中小洲，也淡去了绿色，抹上一层秋天枯黄的色彩。走近细瞧，树叶飘零，秋意更浓了。抬头看山，山容消瘦。“瘦”谓因树叶凋零，山仿佛褪去了春夏时节的盛装，露出山体，故而显得消瘦。再观江景：沙鸥在水面翻飞，似乎在报知潮涨潮落，烟雾迷蒙，秋色更显深沉。正当作者沉浸在萧索凄清的秋景之中时，一声过路的雁鸣，打破了秋野的寂静。夕阳西下，四周的几栋楼阁，在渐次浓重的暮色衬托下，却显得更加高耸。
全曲在写景上抓住最能体现秋天季节特点的景物予以表现，田野肥实密致的庄稼、江中沙渚上随风飘舞的荻花、辽阔迷茫的江水，共同构成一幅俊雅清丽的秋日图画。同时，作者写景层次清晰，静景与动景结合，并善于从不同的距离、不同的视点来刻画景物。如第一层次为平视所见之景，即从第一句至第四句，视点在岸上与江中来回移动。“稻粱肥”“黄添篱落”状江边田野之景，“蒹葭秀”“绿淡汀洲”又转为对江景的展现。第二层写远景。无边落木萧萧下，显露出山体的清癯之形与怪石的嶙峋之态，这种整体感受只有远观才能获得。第三层转人仰视，沙鸟翻飞，传递着潮涨潮落的信息。第四层乃作者因情设景，以疏淡之笔将落日、飞雁、危楼等触发乡思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完成了整幅画卷的描摹。
全曲措辞凝练，对仗工稳；笔调清丽，随笔点染，皆成画境，给人恬静凄清之美。小令在明净远大的境界中流露出丝丝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