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是北宋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投机官场，排除异己，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以他为首的群奸怂恿宋徽宗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从而使金兵南侵屡屡得手，导致北宋灭亡。但是，蔡京却又是北宋杰出的书法家，他主编汇刻丛帖《大观帖》，为保存中国历代书法珍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职权及自己的影响，促使木兰陂工程的成功建造，也算是为他的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
1125年（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在金兵逼近开封时，匆匆忙忙把帝位让给宋钦宗，带着蔡京等一帮宠臣南逃。开封的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给钦宗，要求严惩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宋钦宗迫于情势，下令把蔡京流放到海南岛。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湖南长沙）。
这首小令虽然只有八句，思想内容却很丰富，既有作者对现实的艰难处境的展示，也有对往昔的怀恋乃至炫耀，还反省了自己落败的原因。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弱部分的千古绝唱。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
“欲饮琵琶马上催”是说正在大家准备畅饮之时，乐队也奏起了琵琶，更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但是这一句的最后一个“催”字却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猜测，众口不一，有人说是催出发，但和后两句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应该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最末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顺着前两句的诗意来看应当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这样理解的话，全诗无论是在诗意还是诗境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了，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傭说诗》）这话对我们颇有启发。
之所以说“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展现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
也有人认为全诗抒发的是反战的哀怨，所揭露的是自有战争以来生还者极少的悲惨事实，却出以豪迈旷达之笔，表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绪，这就使人透过这种貌似豪放旷达的胸怀，更加看清了军人们心灵深处的忧伤与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