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用意精微委婉的讽刺诗。松树凌霜傲雪，苍翠葱郁，本是卖松人所爱，为此他才在寒涧采撷松枝，诚心诚意拿到长安街头，希望“卖与翠楼人”，换回几个小钱。岂不知长安富贵人家重的是稂桃艳李、趋时媚俗之花，对于这种少春的瘦叶是看不上眼的，所以卖松人转遍了长安六街，一无所获，空在松枝上落上一层灰尘。诗人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时，寄寓了对卖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这首诗深层次的含义，是通过卖松人的遭遇，讽喻昏聩腐败的当权者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仕途不称意，淡泊荣名利禄，也是以此诗自寓。
本来，松树是耐寒的树木，生长在深山大谷之中，葱郁轮囷，气势凌云。人们称赞它有崇高的品德，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卖松人为了求利，才把它送到长安，希望“卖与翠楼人”。这些富贵人家看惯了宠柳娇花，对松树的“瘦叶”、“淡花”的外表，是不屑一顾的。这样，松树崇高的美学价值在这种场合之中，就不会为人们所认识。翠楼人不爱寒涧树，卖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社会需要很不一致。即使松树得售于翠楼人，这时，它失去了原来生长的土壤，就不能托根了。在微婉的词句中，表明松树是大不该被送到长安来寻求买主。
诗人慨叹的是长安只能够欣赏夭艳的桃李，松树的价值当然不被认识；但是卖松人不卖春花，只卖青松，似乎是认识到松树的美的价值了，可惜他不懂得这个社会。无怪乎所得的结果，只能使寒涧青松徒为六街尘染而已。
用意很微婉，松树也只是一个比喻。诗人所讽谕的是：一切像松树似的正直而有才能的人，不用到长安来谋求出路，决不会得到这个朝廷掌权的人的重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像桃李一样趋时媚俗的人。这首诗对当时的社会是讽刺，对卖松树人是晓谕，是劝告；而那种不希求荣利的心情，却是诗人的自寓。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