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