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北宋初期的词是《花间》与《尊前》的继续。《花间》、《尊前》式的小令,至晏几道已臻绝诣。柳永、张先在传统的小令之外,又创造了许多长词慢调。柳永新歌,风靡海内,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柳七郎风味”(《与鲜于子骏书》)。但其美中不足之处,乃未能输景于情,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致使其所选情景均并列单页画幅。究其缘故,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这是柳词创作的一大缺陷。周邦彦“集大成”,其关键处就在于,能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因此,周词创作便补救了柳词之不足。读这首小令,必须首先明确这一点。
这首令词写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话中“而今”二字联系起来,使前后两个故事─亦即两种境界形成鲜明对照,进而重温第一个故事,产生无穷韵味。
上片所写乍看好像是记眼前之事,实则完全是追忆过去,追忆以前的恋爱故事。“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这是当时的活动环境:在一个逼仄的小楼上,漠漠朝云,轻轻细雨,虽然是在春天,但春天的景色并不浓艳,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相会。“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三句说云低雨密,雨越下越大,大雨把花柳打得一片憔悴,连燕子都因为拖着一身湿毛,飞得十分吃力。这是门外所见景色。“泣”与“啼”,使客观物景染上主观情感色彩,“迟”,也是一种主观设想。门外
所见这般景色,对门内主人公之会晤,起了一定的烘托作用。但此时,故事尚未说完。故事的要点还要等到下片的末三句才说出来,那就是:两人在如此难堪的情况下会晤,又因为某种缘故,不得不分离。“小楼冲雨,幽恨两人知。”“小楼”应接“楼阁”,那是两人会晤的处所,“雨”照应上片的“泣”、“啼”、“重”、“迟”,点明当时,两人就是冲着春雨,踏着满街泥泞相别离的,而且点明,因为怀恨而别,在他们眼中,门外的花柳才如泣如啼,双飞的燕子也才那么艰难地飞行。这是第一个故事。
下片由“而今”二字转说当前,这是第二个故事,说他们现在已正式同居:金屋藏娇。但这个故事只用十个字来记述:“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这十个字,既正面说眼前的故事,谓风和日丽,桃花明艳,他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在一起;同时,这十个字,又兼作比较之用,由眼前的景象联想以前,并进行一番比较。“不似当时”,这是比较的结果,指出眼前无忧无虑在一起反倒不如当时那种紧张、凄苦、怀恨而别、彼此相思的情景来得意味深长。
弄清楚前后两个故事的关系,了解其曲折的过程,对于词作所创造的意境,也就能有具体感受。这首词用笔很经济,但所造景象却耐人深思。仿佛山水画中的人物:一顶箬笠底下两撇胡子,就算一个渔翁;在艺术的想象力上未受训练的,是看不出所以然的。这是周邦彦艺术创造的成功之处。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