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蝶恋花·晓日窥轩双燕语》表现了词人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惆怅之情。借女子之口写出,委婉含蓄,很有韵致。上片前三句,“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似通人情的双燕,表现了佳人的空闺独守,孤寂无聊。由于孤独寂寞,佳人才看着“晓日窥轩”、双燕絮语来消磨时光。而多情的双燕,似乎也善解人意,在不断的呢喃中向人倾诉惋惜“春将暮”的情感。接下来,“屈指艳阳都几共,可无时霎闲风雨。”仍然写孤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生出新的想法:屈指一算,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不会飘飘洒洒地下起一阵小雨,很有意境。
下片前三句承“风雨”而来。“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春将归于何处?流动的溪水和落入水中的残花无法去问,那只好去问天上的云朵,可云朵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却又奈何?但别无它法,也只好寄希望于云朵了:“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美丽的云朵你且停下来,不要离去,我依靠你来阻止春天的归去。用语微婉,无理而妙,却悲凉满眼,贯穿全篇。“劝”和“问”先将花和云拟人化,让它们用微婉的语气,表达词人自己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惆怅之情,用语生动,无理而妙,却悲凉满眼,贯穿全篇,可见这二字之妙。
整首词充分表现了词人对春天离去的依依不舍和惜春的惆怅之情。其实也可看作是作者写一位闺中女子看到春天的离去联想到自己的青春也一去不返的愁苦之情。
上片开端五句,评价友人之诗,言其音韵和谐美妙,意境清峻。“佳人”以下,赞美其高洁的品德,以及壮志难酬的痛苦。下片希望友人着眼大局,挺身报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夜半”二句,遥想金戈铁马战场厮杀之情景,回荡现实却又是无比的痛苦。结句点明恨如潮水,正是由于国土分裂,简短有力,精悍异常。
上片首句至“毛发”数句评价叔高的诗作。词人评点得很细致,语言优美,比喻新颖,想象奇特,极富诗情画意。接下至“调瑟”数句哀叹叔高的萧索境况。以古今美女多遭遗弃隐喻才士常被埋没;“金屋冷,夜调瑟”则借汉武帝皇后阿娇失宠,进一步说明被遗弃的痛苦。运用比兴手法,以虚写实,其艺术效果反而更好。
下片写叔高之怀才不遇而转及其家门昔盛今衰。长安杜家曾是大族,门望尊崇,但叔高一家与之有别,朝中众臣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虽然叔高五兄弟都有才能,却因不会钻营而不能有所作为。接下来作者又对祖国分裂产生悲叹:曾经衣冠相继的中原路上,如今却是一片荒凉,遍地战骨渐渐销蚀。统治者大兴清谈之风,借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和懦弱。但词人的爱国热情依旧高涨:“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此时词人好像又回荡了年轻时与金兵作战的大年代,但这毕竟只是幻觉,取而代之的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末句“南共北,正分裂”便是造成作者如此痛苦的根源。
全词词人擅用比兴,设喻新异,想像独荡,词中称赏的诗境之美,高冷绝俗,亦可看作词人所追求的某种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