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句“日暮游西园”标出自己的行动，次句“冀写忧思情”标出自己的情感抒发，其余各句分头叙写此二者。诗人游园时见池边树上“特栖鸟，怀春向我鸣”，慨叹不能相从，于是表达一种哀怨之情，把作者对曹植深切思念又不敢同他公开交往的矛盾心情表达得十分精到。全诗写得深情绵邈，哀婉动人，而“正言若反”（《老子》）的结尾，更使作品显得深沉含蓄，韵味无穷。
诗从日暮游园，排解忧愁入手：日逼西山，红轮将坠，景色十分怡人；漫步西园，确是驱除白日操劳的好办法。但作者却不是为了观花赏景，而是为了排解“忧思”，而且他的“忧思”形成，大概已非一日，甚或到了难以排解的地步，所以一开头便把排忧的目的强调出来。这便等于暗示了事态的艰难、问题的性质绝不寻常。接下来两句是写园中景色。池水泛着微波，树上开着红花，看上去，一切多么美好。这是点出：环境、事态的表面，暂时是平静的。然而，严重的问题却在悄悄地发生：红花绿叶丛中，有一只“特栖鸟”，她向“我”倾注着怀春之情。这两句写得非常美丽、动人。在丛林密叶之中发现了一只孤独的小鸟，已很不容易，还听出它对自己倾注了怀春之情，就更不寻常。这表明作者对朋友有深入的了解与同情，也表明彼此情谊十分深厚。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作者自然要行动起来，回报相应的热情。
所以便有“褰衽欲从之”的举动，平常走路是用不着提起衣襟的，只在急促行走时才要“褰衽”，由此可见作者心情的激动和热烈。可惜事不由人：“路险不得征”，不是路遥、也不是路回，而是“路险”，这个“险”字充分地表示事态的严重性。联系到当时曹氏兄弟的激烈斗争，以上这些措词用字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的。以下一连六句描写了当时自己的具体情状，反复地表明他的难过和激动：他明确地看到情势危险，无法接近，却不肯离开。他徘徊不定，处在绝望之中还要挣扎出点办法来。到实在无法可施之时，便久久地守望。直到日没西山，旋风扬起了沙尘、完全看不到对方影子了，才不得不带着失望回到卧室，希望以自己精诚能在梦中与对方相会。以上这些比喻，把作者的感人之情，动人之状，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两句，在无可奈何之中把希望寄托于“天不违人”，以此给对方也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这种希望自然是渺茫的，不过，“何惧不合并”却显示了作者对前景充满信心。
这首诗把作者对曹植深切思念又不敢同他公开交往的矛盾心情表达得十分精到。这对认识历史人物事态的复杂性是有帮助的，同时还可以由此去了解作者怎样去感受和处理人生的种种复杂难题。除了特定的历史内涵之外，作为文学作品，还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去表现复杂幽微的心态，并且去领悟古人的思考力度和深度。
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此词是为辛弃疾《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而作的和词。辛弃疾原词主旨是借吴越之争题，发心中愤概，论人间沧桑，议南宋“被西风”“变灭”形势，也流露出辛弃疾当时对朝庭的不满和难以改变现实时悲凉情绪。
姜夔这首词是就西施之事展开，开篇就是一句：一顾倾吴。把美人计的主角西施一顾，致使吴国倾覆事实点破，接着说此人如今不见了，只留眼前生养西施的鉴湖水面上的烟雾。姜夔就此发表议论：吴越之争，犹如一场下棋游戏，把你死我活的战场说成是游戏，这是姜夔为下文埋下伏笔。游戏并非天意，而是人为。文种大夫被杀，岂是功带来的罪。可笑人世间，千年不过是顷刻之间变化。姜夔此刻笔端一转，说我好似游戏疲倦了，夜中泛一舟图个清闲，然而耳边觉得有人呼我。世间就是这样，逝者已逝去，活者就有责任活。无法清闲下来，责任使然。姜夔用“水鸟相呼”喻世间不平静，有责任的人不能平静。“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即是对前面的总结，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词下片开始仍借古迹述事，进一步宣发议论与感慨。接着又是一笔“笑”字，可这笑无法笑出来，是苦笑，笑得很不痛快。仔细想来，吴越之争当然不是一场游戏。虽然这时辛大将军热情招待词人，派小丛为了解除他的忧伤给他唱歌，并请来山林之中的松风伴奏，有美妙的乐曲，这应是人生快事。按说辛这么高的规格接待姜，应该是姜高兴的事，可是姜夔就是高兴不起来。姜夔千里迢迢从杭州赶来绍兴，不为听音乐，那为什么而来呢？姜夔此词的收拍点明心中所期盼的大事。“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这是说：我姜夔活在世间都有水鸟相呼，你辛大将军责任重大，用音乐、美味招待我并非我所愿，我姜夔所期盼的是希望你辛大将军领军北伐，我在黑夜里等待你带来大宋朝的黎明时刻，让我听到城头百鸟争鸣。
辛弃疾原词以吴越之争论人间冷暖，世间沧桑，云雨变化在倾刻，称赞范蠡与西施隐居的生活快乐，冷观吴越霸业的消亡，仍有归隐思想。姜夔的词紧贴吴越之争典故，点明西施起到了“一顾倾吴”的作用，历史人物不在，故事存留，活着的人要有责任。姜夔以自己还有“水鸟相呼”，责任在身，力劝辛弃疾要为国家做事，特别是此和词的收拍，让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