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红极一时的一句“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抚慰多少劳碌之人的心灵。
不少人为它续写，引起一阵热潮。
而此句是出自诗人韦应物的《简卢陟》，这位山水田园诗人，诗风恬淡高远，清新自然。
但他的一生并非想象中的闲淡安逸，年少在长安以侍卫官为唐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后遇安史之乱、国家动荡，又居官场数十载，蹭蹬仕途，颇有抑郁之感。
“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
抚奏高雅之曲，遗憾的是遇不到懂琴、懂情的知己，自古文人皆清高冷傲，误落尘网，总会感慨身似浮萍、世无知己。
诗人又用“恓惶”“蹉跎”这样的字眼，人生碌碌，寄身天地，终究是蹉跎了岁月和心性。
山涧的树沾满清晨的雨露，残余的一点春色仍闻得山鸟鸣叫。诗人见此番情景，虽人生不得意，却能从自然山水中获得一些宽慰。
尘世奔走，既无知音，亦无佳人，唯有一壶酒，可慰羁旅的劳顿、生活的疲惫。
曹丕有诗曰：“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何苦如此忧愁呢？光阴如梭，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都一样匆匆，尚且有一壶浊酒，伴君踏遍红尘，也好！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