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学习必定喜爱问。“问”与“学”是相辅相成地进行的，不“学”就不会发现疑问，不“问”就不能增长知识。喜爱学习却不多问，不是真的喜爱学习的人。道理明白了，但或许还不能应用于实际，认识了那些大的（原则、纲领、总体），可是还可能不了解那些细节，（对于这些问题）除了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对于）比自己道德才能高的人，向他们问，借以破除那疑问，（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对于）不如自己的人，向他们问，借以求得一点正确的见解，（这就是曾子）所说的以高才能向低才能（的人）问，以道德高知识多向道德低知识少（的人）问。（对）同自己水平相等的人，向他们问，借以共同研究，（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互相诘问，详细地考察，明确地分辨它。《尚书》不是说吗？“喜爱问（的人，学问知识）就丰富。”孟子论述：“找回自己的放纵散漫的心”（的时候），并提“学问之道”，“学”之后（就）紧跟着“问”。子思谈“重视品德修养”（时），归结到要（好）问（勤）学，（在他的提法中）“问”并且在“学”的前面。
古代的人虚心采纳善言善事，不挑选事情地问，不挑选人地问，（只要能）求取那有益于自己修养和学业的就可以了。因此，狂妄的普通人的话，圣人（也）采纳它，地位低微的樵夫，古圣先王（也）询问他，舜帝有天子的身份都向平民询问，以（他们的）大智却注意到浅近平常的意见，不是偶然的谦虚，实在是要从多方面听取有益的意见。三代以后，有“学”而没有“问”，朋友间的交往，能做到规劝做好事，不做坏事就不错了，那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互相请教，勤勉地只是以进修为急务（的人）未多见，（更）何况世俗的人呢？
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对，（这是）世俗人的共同毛病，学习有未贯通（不理解的地方），（却）硬要以为（自己）理解，（所持的）道理有不稳妥（的地方），（却）胡乱地凭主观猜测，像这样，就终生几乎（都）没有（什么）可问的事（了）。（对）比自己道德才能高的人，（就）妒忌他，不愿意向他问，（对）不如自己的人，（就）轻视他，（认为）不值得向他问，（对）同自己水平相同的人，抱着嬉戏的态度而不敬重他，不甘愿向他问，像这样，就天下几乎没有可以问的人了。（什么）人（都）不值得佩服了，（什么）事（都）没有可疑的了，这只是自以为是罢了。自以为是，那错误还是小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浅薄却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过错，宁愿让学习最终不进步，（也）不愿意虚心向别人请教，这样危害自己的内心修养，（错误可就）大了，而陷入这（种大错误）的人常常（占）十分之八九。
不这样（的话），就所问的（也）不是（他）所学的：（如）问（一些）天下的奇字僻典和琐屑事物来说说好玩；甚至自己心里所已经明白的（问题，却故意拿它），问别人，来试试那人的才能；（或者）非常难解答的事情问别人，来逼使那人难堪。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即使有与自己思想品德修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可以收到得到教益的效果的，要压低一下自己的尊严（虚心向别人请教）也不能做到。唉！学习之所以不能接近古人，不是（正）由于这（原因）吗？
而且不喜爱问的人，（是）由于不能虚心；不能虚心（是）由于不诚心实意喜爱学习。也不是不专心用功的缘故，他学习的不是古代儒家学习的（东西），他喜爱的也不是古代儒家喜爱的（东西），不善于问是理所当然的。
聪明的人考虑一千次，（也）一定会出现一次错误。圣人所不了解（的事物），普通的人不一定也不了解；普通的人所能做的，圣人不一定能做。真理不专门存在于某人，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那么，“问”可以少得了吗？《周礼》（说），朝堂之外（要）询问百姓（对朝政的意见），国家的大事还问到平民。所以地位高的人可以问身份低的人，道德才能高的人可以问道德才能低的人，老人可以问年轻的人，只考虑道德学问方面的成就罢了。
孔文子不以向比他低下的人请教为耻辱，孔子认为他道德学问高。古人把“问”作为美德，而并不认为它是可耻的，后代的君子反而争先把“问”当作耻辱，那么古人所深深地（感到）羞耻的（事），后代人却做着而不以为耻的（就）多了，可悲啊！
注释
君子：古时对有德有才人的称呼。
相辅而行：互相协助进行。辅：辅助。
而以致疑：不会发现疑问；而以：没有用来……的（办法）；致：求得。疑：疑问，疑难。
广识：增广知识；广：使……广，增广，增加、增长。
好：喜好。
或：可能。
达于事：（使道理）用于实行。达，通晓，通达。
舍问：放弃提问。舍：放弃。
其奚决焉：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奚：何，怎么 。 其：之，代词，指代文中的“理”与“识” 。焉，代词，指代上述的“理”与“问”。 决：判断，解决。
就有道而正：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就：靠近；正：匡正。
以资切磋：借以共同研究；资：凭借。
交相问难：互相诘问；难：驳诘。
审问：详细地询问。（古今异义，今意为“审讯”）
放心：古今异义，放纵散漫的心思。
是己而非人：意动用法，以己为是，以人为非。是:以……为是；认为……对 非：以……为非。
未安：不稳妥的地方。
臆度：主观猜测；臆：主观的；度：猜测，估计。
狎：亲近而不庄重。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可，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方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方说》着重从述方”的角度，强调述方”的重要性，劝人虚心述从方而问”要述学于方”；《问说》则着重从述问”的角度，强调述问”的重要性，主张述学必好问”。
《方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误。不同的是，《方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述古之人”与述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述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可，两篇文说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可，两篇文说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方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方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述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述问”与述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述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方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述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说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误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述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可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述不择事而问”而今人述学有未达，强以为知”述理事未安，妄以臆度”；述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述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述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述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述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述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述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述快言论”、述试其能”述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述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