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写景,并列三个意象(孤舟、微月、枫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有借月光写客愁的传统。而江上见月,月光与水光交辉,更易牵惹客子的愁情。王昌龄似乎特别偏爱这样的情景:“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行到荆门向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等等,都将客愁与江月联在一起。而“孤舟微月”也是写的这种意境,“愁”字未明点,是见于言外的。“枫林”暗示了秋天,也与客愁有关。这种阔叶树生在江边,遇风发出一片肃杀之声(“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真叫人感到“青枫浦上不胜愁”呢。“孤舟微月对枫林”,集中秋江晚来三种景物,就构成极凄清的意境(这种手法,后来在元人马致远《天净沙》中有最尽致的发挥),上面的描写为筝曲的演奏安排下一个典型的环境。此情此境,只有音乐能排遣异乡异客的愁怀了。弹筝者于此也就暗中登场。“分付”同“与”字照应,意味着奏出的筝曲与迁客心境相印。“水调子”本来哀切,此时又融入流落江湖的乐人(“流人”)的主观感情,引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迁谪者内心的共鸣。这里的“分付”和“与”,下字皆灵活,它们既含演奏弹拨之意,其意味又决非演奏弹拨一类实在的词语所能传达于万一的。它们的作用,已将景色、筝乐与听者心境紧紧钩连,使之融成一境。“分付”双声,“鸣筝”叠韵,使诗句铿锵上口,富于乐感。诗句之妙,恰如钟惺所说:“‘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所谓“解不出”。乃是说它可意会而难言传,不象实在的词语那样易得确解。
次句刚写入筝曲,三句却提到“岭色”,似乎又转到景上。其实,这里与首句写景性质不同,可说仍是写“鸣筝”的继续。也许晚间真的飞了一阵雨,使岭色处于有无之中。也许只不过是“微月”如水的清光造成的幻景,层层山岭好象迷蒙在雾雨之中。无论是哪种境况,对迁客的情感都有陪衬烘托的作用。此外,更大的可能是奇妙的音乐造成了这样一种“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感觉。“千重万重雨”不仅写岭色,也兼形筝声(犹如“大弦嘈嘈如急雨”);不仅是视觉形象,也是音乐形象。“千重”、“万重”的复叠,给人以乐音繁促的暗示,对弹筝“流人”的复杂心绪也是一种暗示。在写“鸣筝”之后,这样将“岭色”与“千重万重雨”并置一句中,省去任何叙写、关联词语,造成诗句多义性,含蕴丰富,打通了视听感觉,令人低回不已。
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了。但听者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里不说泪下之多,而换言“泪痕深”,造语形象新鲜。“收与”、“分付与”用字同妙,它使三句的“雨”与此句的“泪”搭成譬喻关系。似言听筝者的泪乃是筝弦收集岭上之雨化成,无怪乎其多了。这想象新颖独特,发人妙思。此诗从句法、音韵到通感的运用,颇具特色,而且都服务于意境的创造,浑融含蓄,而非刻露,《诗薮》称之为“连城之璧,不以追琢减称”,可谓知言。
全诗共分三章,第一章写诗人对当权者不制止祸乱深为叹息,指出祸乱发生,有父母的人会更加忧伤。第二章写诗人看到那些不法之徒为非作歹,便坐立不安,忧伤不止。第三章写无人止谗息乱,诗人心中愤慨不平,劝告友人应自警自持,防止为谗言所伤。一方面由于环境险恶,另一方面这是一首抒情诗,所以诗中对祸乱没有加以具体叙述,而只是反映了一种不安和忧虑的心情。忽而写丧乱不止忧及父母,忽而写忧丧畏谗,忽而劝朋友警戒。透过诗句使读者看到了诗人的形象。他生当乱世,却不随波逐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对丧乱忧心忡忡。动荡的社会让他不得安宁,与“不肯念乱”的当权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爱憎分明,既担心丧乱殃及父母,也担心兄弟朋友遭谗受害,对作乱之徒充满了憎恨。
另外,比兴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也用得很有特点。每章开头四句(末章似脱两句)连用两组比兴句,这在《诗经》中很少见。首章以流水朝宗于海,飞鸟有所止息暗喻诗人的处境不如水和鸟。次章以流水浩荡、鸟飞不止写诗人忧心忡忡而坐立不安。末章以飞鸟沿丘陵高下飞翔写诗人不如飞鸟自由。诗中比兴的运用虽然大同小异,但决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各自有所侧重。不仅暗示了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有较明确的引发思路的作用,而且让人感到新鲜贴切,增加了诗的艺术表现力。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忧乱畏谗的感叹和沉痛的呼喊,而这正是对“分明乱世多谗,贤臣遭祸景象”(方玉润《诗经原始》)的高度艺术概括。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