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在襄阳西北，汉水南岸，又名汉皋山。此地环境清幽，为襄阳名胜，又有神女解佩的传说，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浩然常游此地，诗集中就有三首于此得题。“万山潭”，指山旁江水深曲处。这是一首带有古诗意味的律作。诗人常游于万山，诗集中有三首于此得题。此诗诗风古雅质朴，空逸澹宕，清心闲适。
首联写诗人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垂钓本身，已乐在其中，何况静坐磐石之上。“坐”字一字，更显安闲。且潭水清澈，与闲适的心境相默契。诗中未提一个乐字，但乐字已融入闲淡之中。
颔联，所谓“鱼行潭树下”，似不合理，盖鱼是水中之物，不可能行之于树下。细细体味，就可理解潭侧之树高于潭中之鱼，且树影映入潭水之中，鱼儿翕翕游动，自由自在。故“鱼行潭树下”。在这里，诗人虽没有正面描写树的倒影，但却可以领悟出树的倒影的荡漾美，与游鱼的动态美相互参差，更显出美的多样性。且“鱼行”与“猿挂”，一低一高，遥相呼应，更拓展出空间的距离美。“潭树下”与“岛藤间”，一潭一岛，一树一藤，一下一上，也显示出对称美。颈联借当地典故抒发情怀。曹植《洛神赋》中说：“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意思是郑交甫曾游于万山，巧遇两个游山的神女，羡慕不已，向神女索取佩带上的饰物，游女解佩赠之，但霎时，游女及佩饰均不见。郑交甫怅惘良久。这个美丽的神话，为万山潭增添了迷人的风采，也触动着诗人的心弦，并自然地引出下句诗来。
尾联写心中向往，求之不得，于是月下放歌，乘舟而返。游女解佩的故事，给诗人以无穷的遐思。诗人不禁悠然神往。“沿”字，用得亦极其神妙，更增添了月儿的动态美，表明不仅仅是一点月色，而是沿途通明，明月满舟，银辉一路，歌声不绝。此情此景，令人向往。
全诗有动有静。首、颔二联，以静为主，寓动于静；颈、尾二联，以动为主，寓静于动。冲淡之风，显隐于动静之中。闻一多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正是此中境界的写照。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
关于孟浩然的人品，王士源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疏艺竹，以全高尚。”（《孟浩然集序》）王维在绢本上绘制的孟浩然肖像“颀而长，峭而瘦，风仪落落，凛然如生。”（《韵语阳秋》引张洎题识）可见，孟浩然的人品可用风清骨峻四个字来形容。它体现在孟氏诗中，就浇铸出孟浩然的诗品。
正如闻一多所说，《万山潭作》一诗，这是诗的孟浩然，又是孟浩然的诗。诗人的心境是非常悠闲、清静、旷达、淡泊的；诗人的形象是“风神散朗”、“风仪落落”的。这确是诗如其人、人即其诗了。孟浩然所创造的人入其诗、诗显其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冲淡。
孟浩然和王维，都推崇冲淡，却各有千秋。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浩然清而旷，王维清而秀。”可见，王、孟虽同样具有冲淡中“清”的特点，王维偏重秀字，孟浩然偏重一个旷字。王维的《青溪》，虽然写了素、闲、清、澹，但从“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的诗句中，却可看见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孟浩然的《万山潭作》，虽然也写了清、闲，但从神寄游女、归舟放歌的情境中，读者却可窥见他的旷达情怀。
此词作于《花间集》结集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作品描绘的是成都的的风光和生活。词中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描写的物象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
此词发端以淡淡的笔墨点明时令：“天初暖，日初长。”成都四季分明，冬尽春始，景象不同。这两句写春天来了，用两“初”字，而且都是就感受着笔的。天初暖，写气候特征；日初长，写昼夜特征。两句看似平易，却是咏早春的不可移易之语。大地经过沉睡的冬季之后苏醒了。无边的春色使词人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好春光”。紧接着以“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来补充“好”字的内容。万汇，包括各种竹木花树。它们新叶不同，颜色不同，花儿不同，在春风的吹拂下争奇斗艳，处处给人以竞相比美之感。词人先用一个“得意”，再用一个“竞”字，像以浓墨重彩在表现热闹的春意。
下片写园林春色，是特写，是近景。一场春雨，竹林中新笋从点点如钱的绿苔地里迸发出来，第二句“花偎雪坞浓香”与首句“笋迸苔钱嫩绿”对仗，景致互相映衬，香色纷陈，更为突出。繁花，花团锦簇，如绰约少女依偎着雪坞，浓香四溢。词人在迷人的春色中流连忘返，不觉到了黄昏。天空泛出彩霞，他举目望去，柳丝夕阳，构成了天然图画，词人忽发奇想问道：“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春柳嫩叶初萌，色如金线，故白居易《杨柳枝》说：“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均匀的柳丝，两两相对的柳叶，像天工剪裁而成。贺知章《咏柳》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二句人称神来之笔，欧阳炯化用其意以写早春园林夕照，创造了新的意境，余味无穷。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篇赋先写贵介公子的自以为清醒，在叙述作者的生平和志向，然后写贵介公子对作者醉酒独醒的不完全赞同，最后写二人淡然相对，不知谁醉谁醒。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
作者在赋中写道，贵介公子以冰玉之身委于糟丘，度越醉乡。没有丝毫现实生活的砥砺，却自诩“吾门如市，吾心如水”，过着悠然自得、从容闲适的生活，自以为清醒得很、清高得很。而作者作为一位爱国者、一位狂士，一生奔波，却累遭困踬，饱尝辛酸而不得不醉。他“少而桑蓬，有志四方。东上会稽，南窥衡湘，西登岷峨之巅，北游烂漫乎荆襄。悠悠风尘，随举子以自呜。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半生江湖，流落龃龉。”在这种日暮穷途的状况下， 才 “始寄于酒以自适”，不得不醉。至于“痛饮而谈《离骚》，白眼仰卧而看天”，“起舞捋须，不逊骂坐，芥视天下之士”等等行为，乃是在黑暗现实中知音难觅、理想难达的愤懑的抒发。其后的“汩没于是非者始真是；出入于善恶者始真善”数语，尤为作者深刻的经验之谈。最后贵介公子对作者的醉酒独醒，虽不能完全赞同，却不得不承认“先生舌虽澜翻而言有条理，胸次磊落而论不讹杂”。于是二人又取酒对酌，开怀畅饮，及至相对言志，不知其孰为醉，孰为醒。
全赋议论纵横而不板滞，描写生动而富于形象，把叙事和议论，抒情和言志自然融为一体，表现了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求任杳然，隐游难忍的矛盾心情，指明那些自诩清醒的贵胄子弟实则处于昏醉糊涂之中。句式以短句为主，长句与短句、骈句与散句结合自然，达到了说理抒情的极致。写法上明显地受苏轼《前赤壁赋》的影响，体现了宋文议论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