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