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创作于清朝嘉庆年间,诗人陈沆去黄州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作了这首诗。
整首诗描写了在烟波浩淼的碧波之上,远远只见一渔舟荡浆而来,渔翁手持钓钩,钓得鱼来满心欢喜。真是碧空如洗,皓月当头,秋色满江。短短的四句诗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人物有动作,描绘出多彩多姿的垂钓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烟波浩淼的碧波之上,有一条扬帆却又有人在划浆的渔船,船上有一个老翁正独坐垂钓。
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举目四望,只见皓月当头,秋色满江。
注释
一字诗:一种含有某种文字游戏成份的诗歌。“一”字笔画最少,可是经诗人巧妙安排,能化平淡为神奇。
这首诗创作于清朝嘉庆年间,诗人陈沆去黄河赶赴选拔举人的乡试,求取功名。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艄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艄公见站在岸边的岸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岸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此船才子送往黄河,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艄公捋须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这时,在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作了这首诗。
整首诗描写了在烟波浩淼的碧波之上,远远只见一渔舟荡浆而来,渔翁手持钓钩,钓得鱼来满心欢喜。真岸碧空如洗,皓月当头,秋色满江。短短的四句诗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人物有动作,描绘出多彩多姿的垂钓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此诗是一首七言短篇歌行体诗歌,写由江陵长江中流回头西望三峡的情景。每二句一韵,凡四转韵,每韵一意。
第一韵写长江三峡峰峦之多。长江三峡“山之多不知其几千里,不知其几千万峰,山之高且大如是”(范成大《吴船录》),船在万峰中朝漂夕浮,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在此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中,真是“不信人间有平地”。此联是作者出三峡的回思,用跌宕转折之笔,写在横亘千里奇峰陡崖中行舟的感受――峡里山多与山高。
第二韵写由江陵长江中流西望不见峡山。诗人受辛弃疾邀游楚国别宫——渚宫,由渚宫沿江西望,江水汹涌奔流如罗带,碧绿湍急的江水一望无际,水天相接一色,江面辽阔广漠,“却疑平地元无山”,真是过了夷陵(今宜昌西北)“回首西望,则渺然不复一点;惟苍烟落,云平无际,有登高怀远之叹已。”此联是诗人从江陵平坦之地回头遥望,江天一片空旷,略无高处,故作此江长水大“水连天”及“却疑平地元无山”疑辞,表现峡外的平旷景象,真是“送尽奇峰双眼豁,江天空阔看夷陵。”(清人张问陶《出峡泊宜昌府》)
第三韵写对峡里山、峡外水变换情况的感想,由写景转入抒情。诗人从桂林经湖南至荆州,然后沿秭归、巴东、巫峡、万州一线入川,而今又从“千峰万峰巴峡里”来到“水连天”的江陵,南北往返,颠沛流离多年,经历了许多山山水水,这山水相迎相送,回想起来,这世事仕途真如转头即灭的梦幻一样。此联是自然山水拟人“送迎”现象触发诗人对世事仕途的感慨,其内涵意味深长。
第四韵写诗人长途艰难、盼速归。山水相迎送,世事如浮云、梦幻,这万里归程才行过三千,在这三千里山川旅程中已做过几回梦,不知到苏州西南的太湖之滨,再经几次梦境才会到达。此联写诗人在经历山川变换、宦海浮沉后,已悟出世事仕途如过眼云烟、如梦幻虚无缥缈的道理,并表露出他思念石湖,急盼归家的心情。
此首七言古诗,转折轻妙如行云流水,内涵深蕴,真是神韵兼备的佳作之一。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此词将送别的惆怅、悼亡的悲痛、政治的失意、乡思的愁闷交织在一起,表达了词人极度伤感悲苦的心绪。词的上片写悲苦的由来、发展和不能自已的情状,下片写送别的情怀及内心的自我排遣。
开头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写的是作者十年来对亡妻的彻骨相思。苏轼爱妻王弗自公元1054年(至和元年)嫁到苏家以后,一直很细心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苏轼于婚后五年开始宦游生涯,王弗便在苏轼身边充当贤内助。苏轼性格豪爽,毫无防人之心,王弗有时还要提醒丈夫提防那些惯于逢迎的所谓“朋友”,夫妻感情极为深笃。不料到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王弗突然染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这对苏轼来说,打击非常之大。为了摆脱悲痛的缠绕,他只好努力设法“忘却”过去的一切。而大凡人之至情,越是要“忘却”,越是不易忘却。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想念王弗。“忘却”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把纷繁堆积的难以忍受的悲痛,化为长久的有节制的悲痛而已。但是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凭,凭仗,烦请。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所谓“悲凉”,意蕴颇丰。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到杭州任通判,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一起,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过片“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切入送别的词旨。毋庸置疑,王缄的到来,苏轼悲凉的感情中多少增添了几分暖意,而王缄又要匆匆离去,作者自然感到难以为怀了,于是国忧、乡思、家恨,统统融进了“别愁”之中,从而使这别愁的分量更有千钧之重。“归来欲断无肠”,是说这次相见之前及相见之后,愁肠皆已断尽,以后虽再遇伤心之事,亦已无肠可断了。“殷勤且更尽离觞”一句,意借酒浇愁,排遣离怀,而无可奈何之意,亦见于言表。
结尾两句,苏轼吐露将整个人生一切看破之意。《汉书·盖宽饶传》云:“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阅人多矣。”此词“此身如传舍”一句借用上述典故而略加变通,以寓“人生如寄”之意。又《列子》:“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歇拍“何处是吾乡”暗用其意。对此,顾随评曰:“人有丧其爱子者,既哭之痛,不能自堪,遂引石孝友《西江月》词句,指其子之棺而詈之曰:‘譬似当初没你。’常人闻之,或谓其彻悟,识者闻之,以为悲痛之极致也。此词结尾二句与此正同。”(《顾随文集·东坡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