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

　　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控诉战争带来的徭役之苦。诗人用浑朴自然的语句，写出了游子思乡不得归的百转愁思。

　　“悲歌可以当泣”，诗一开头，劈头劈脑拦腰斩断许多内容，不难理解，这位悲歌者在此之前不知哭泣过多少回了，由于太伤心，以至最后以放声悲歌代替哭泣。接着写他这样悲哀的原因：“远望可以当归”。原来是一位游子，他远离故乡，无法还乡，只好以望乡来代替还乡了。不是真的“远望可以当归”，而只是聊以解忧，无可奈何罢了。这两句把许许多多人的生活体验作了典型的艺术概括，是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这是承接“远望”写远望所见，远望还是没有见到故乡。“郁郁”是写草木郁郁葱葱。“累累”是写山岗累累。“岭树重遮千里目”，茫茫的草木，重重的山岗遮住了望眼，难见故乡，不见亲人。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这两句是写思乡而未还乡的原因。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已经无家可归了。即便是有家可归，也回不去，因为“欲渡河无船”。所谓“欲渡河无船”，不仅仅是指眼前无船可渡，而是说自己处处受阻，前途坎坷，走投无路的意思，是这位游子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这正是他思乡、望乡的根本原因。这样写，就比《艳歌行》所表达的要沉痛得多了。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两句写游子心中纷烦复杂、无限愁怅的思绪难以倾诉，就好像有车轮在肠中转动。末句用形象的比喻手法写出远在他乡的征夫的无限离愁，把感觉中的心理体验转化为视觉上的形象存在，比喻贴切恰当，不但“转”字关合得自然，同时能准确传神地传达出痛楚之感：愁绪随车轮转动而缓缓抽出，绵延不绝。

　　这首诗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在思想内容上相似。最后两句均是“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但《古歌》是触景生情，而这首诗，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它以真挚的感情痛苦的体验而动人心弦。可以说，抒情诗的意境，并不在于写景和叙事，只要感情真挚感人能引起共鸣，那么诗的意境就在不同的读者的脑海中幻化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了。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