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将军的玉帐牙旗正处有利地位,国家危难的时刻应与皇帝分忧。
虽然已像窦融从关右奏上战表,还应效法陶侃率大军进驻石头。
哪能有蛟龙为失水而愁的道理,偏没有鹰隼在高爽的秋空遨游。
京城里日夜号哭不分人世阴间,宫内何时能抹干眼泪恢复自由。
注释
玉帐牙旗:指出征时主帅的营帐大旗。
得上游:居于有利的军事地理形势。
安危:偏义复词,这里偏用“危”义。
须:应当。
主君:指皇上。
窦融:东汉初人,任梁州牧。此处指代刘从谏上疏声讨宦官。
陶主:东晋时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陶主被推为讨伐苏峻的盟主,后杀了苏峻。
石头:石头城,即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
蛟龙:比喻掌握天下大权的天子。
愁:一作“曾”,一作“长”。
鹰隼:比喻猛将名臣。
与:通“举”。
幽显:指阴间的鬼神和阳间的人。
早晚:即“多早晚”,什么时候,系不定之词。
星关:天门,指宫廷,即皇帝住处。
雪涕:指落泪。
此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此年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写了这首诗。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这是一首咏物诗。古人咏菊之作很多,但此诗为作者一念触发,灵感倏至而作。
头二句写作诗缘起,乡居野处的百姓出于对隐居的英雄的敬佩,相赠菊花。首句“战罢秋风笑物华”,起势不凡,一个“战”字,一个“笑”字,使横戈疆场而又乐观坚贞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次句“乡人偏自献菊花”,是对抗清英雄的崇高礼赞。诗的一、二句创造了赏菊的感情环境。
后两句则笔势急转,“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是全诗最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诗句。诗人由对自身的抒写转入对菊花的描绘。野菊挺秀的枝茎和灿然如火的黄花激发许多联想。花茎虽已经霜,仍不失挺拨咄咄之势;“铁骨”一词拟化出不畏风霜的菊花的伟岸不群的品格。诗人以怜惜的笔调写出对不畏风雨的菊花的爱护。后二句虽然字面上全为咏叹菊花的字句,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野菊经霜不老的傲岸实为诗人自身凛凛正气的象征。无疑,后两句仍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豪情气概。
前两句是叙述,叙述中充满诗情,后两句借景抒情。“骨”与“心”都将菊花拟人化,赋予菊以人的性格。“骨”用“铁”字修饰,“心”用“金”字限定,既写出了菊花的凌霜贞姿,又写出了诗人的英雄品格。全诗写菊,又是写人,是写景,又是抒情,菊与人,景与情,洽合无间,融为一体。
此诗严格说来,不是纯粹的咏物诗,因为诗人的感情、精神时时介入其间,不过借菊花象征而已。但野菊的自然情态处处与涌荡于诗人胸中的奔逸之情相合,所以诗人才得以借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实质而言.作者描绘菊花的诗句已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将主体感情固着其中,菊花成为诗人情感的一个对等物。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