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此词上阕写景，“辘辘转转，把繁华旧梦，转归何处”一句总领全词，巧妙将井中轱辘和历史的转动结合起来，把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事物展示出来，用法极其精巧。接下来通过萧瑟、荒凉的景色感慨逝去的繁华旧事。“青山”、“黄叶”、“拾橡”、“瑶阶”、“打渔”、“宫沼”、“铜瓶”一组组意象色彩丰富、冷暖色调对比强烈，更加突出了今夕对比，旧址的萧瑟。

　　下阕抒情、议论，很自然地从陈后主过渡到隋炀帝，“过江，便是”这两个词语直接由“空间”转移到“时间”上的跨越。利用文字充分将时空结合在一起。从上阕写景转为联想、议论，作者想到了当年大将宇文化及、韩擒虎等人，还有躲在胭脂井里的女子，追叙陈后主、隋炀帝荒淫误国的史实，作者对此进行揭露和控诉。

　　该词借胭脂井联想陈后主，继而又过渡到隋炀帝，表达了词人对王朝兴衰的思索和叹息之情。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