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侧重描写女主人公从画阁归来所见的晚春景象。首句一声“春又晚”的叹息，惜春之情溢于言表。“燕子双飞，柳软桃花浅。”从这两句可见归者是独归，所以用此景反衬孤独。“细雨满天风满柳”此句既是写景，又衬托出女主人公哀婉绵密的情感。“柳软”、“细雨”两句，具体描写晚春时节令人伤心的风雨落花景象。“愁眉敛尽无人见”将女主人公的形象画进了这幅残春风景图中，人景交融，凸显了他的忧愁孤独之状。此片情景交融，将人的哀婉之情融进残春风雨中。
下片主要写主人公的伤离怨别之情。“独”字描绘出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乱”字则写出她内心的悲凉愁思，表现其形单影只，心烦意乱的心境。“芳草芊绵，尚忆江南岸。”二句描绘她此时目之所及、心之所想，道出愁思的原因，点出离别相思之愁。“人暗换”不仅惋叹当年志同道合之友风流云散，或死或老，也暗寓对朝政日非的愤慨，诅咒岁月“无情”，也暗含对朝廷的贬刺。末两句点出伤春怨别的主题，一直抒胸臆结束全篇。此片主要是由景及情，直接抒发伤春怨别之情。
此词由景及情，情景交融，以凄婉缠绵的笔调，曲折尽意地抒写了伤春女子的满怀离思和一腔哀愁。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与刘伯宗绝交诗》是东汉诗人朱穆创作的一首四言诗，该诗是《与刘伯宗绝交书》的附诗，该诗名为咏物，实则赋人，以鸱比喻刘伯宗，以凤自比，表达了对贪婪丑恶的势利小人的憎恶，同时也借该诗对当时刻薄无情的社会风气予以尖刻的嘲讽。全诗比喻精当，刻画形象，语言质朴。该诗共十六句，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十二句是第一部分，以绝大篇幅，铺陈排比，刻画鸱鸟的丑恶形象。首先从外表描写它的污浊。接下来四句从行止食宿等方面描写鸱鸟的丑态。“饕餮”四句，又从内在本性描写鸱鸟嗜欲无穷的贪婪相。“长鸣”两句又从鸱鸟对凤的恶意中伤来描写它的卑劣行径。如此寥寥数语便把鸱的丑恶贪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鸱的恶劣行径，都是隐射刘伯宗的“不洁其翼”，是说他行为卑鄙；“飞不正向，寝不定息”是说他背离社会公德，不为母守制；“饥则木揽”下六句，是揭露刘伯宗在官任上的贪得无厌。“长鸣呼凤，谓凤无德”，是说像刘伯宗这样的卑劣小人，还大言不惭地指摘中伤正直的人。
最后四句是第二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绝交，以凤自比，坦荡、高洁、超尘拔俗，与鸱相比，判若云泥，自然而然地为两相“永诀”营造了合理的氛围和理由，显示了作者绝对不与刘宗伯同流台污的高尚情操，表示了绝交的决心和态度。鸱，在读者心目中本来就是面貌可僧的东西，经过诗人淋漓尽致的刻画，愤怒鄙夷的斥责，便不能不对它——鸱鹗和他——刘伯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真所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所以，诗人最后宣布凤不与鸱同趋，从此绝交，各奔前程，便也成为读者的意愿。
全诗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比，以凶恶贪婪的鸱来比刘伯宗，以志向高洁的凤鸟来自况，两相对比，其义甚明。其次是感情充沛，态度明朗、坚决，全诗一气呵成，作者愤激之情，跃然纸上。再次，该诗语言精练，比如连用四个动词来描写鸱在飞、宿，饥、饱四种情况下的状态，形象鲜明、生动，其寓意也由此揭示无遗了。
该诗在创作上继承了《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喻手法，但没有它们的委婉、含蓄，它显示了汉乐府的朴质，在比喻中直抒胸臆，能很快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用不着去猜谜，就一样能感染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种在直率中蕴含丰富的感情，正是汉乐府的突出风格。
该诗是中国早期的一首寓言诗，由于选择的形象对比鲜明，比喻得当，贴切自然，创造了成功的艺术效果。诗作语言平实显露，明白自然。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描写的是苏辙晚年闲居颍昌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麦收季节，外孙文骥来村里帮助自己收割麦子，苏辙写此诗记录。从诸孙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这首诗表现了作者看到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快乐。结合苏辙晚年的遭遇（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其背后也可能暗含自己早已主动疏离且不关心政治和官场的深意。
诗歌中，“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运用了对比手法。连绵阴雨时人们的沮丧，雨过天晴时人们的欢欣，形成对比，表现了农村麦收季节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诗人把“三夜阴霪”和“一竿晴日”进行对比，用环境陡然变化，来突出外孙入村收麦的急切与喜悦之情。用词生动形象，富有内涵。“三夜”突出了“阴霪”之长，“一竿”突出了“晴日”到来之惊喜，“败”突出了天气给农人带来的失望、忧虑之情，“舞”突出了农人收获时热火朝天的辛勤与喜悦之情。
“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这句从侧面描写麦收季节繁忙的劳动景象。诗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酤酒的场面来间接刻画收麦劳动的艰辛和劳苦,表达了诗人对诸孙的感激之情。
“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这句写对外孙劳动结束关仓归来后的赞叹，诗人表示要写一首诗表扬对方。语言风趣，充满喜悦，表现了诗人的洒脱情怀与拳拳亲情之乐
作者先描绘了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四类看月之人；与这些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后一类，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观景赏月时行为的持重高雅、情态气度与西湖的优美风景和谐一致。作者对五类人的描述，字里行间不见褒贬之词，然孰优孰劣、孰雅孰俗则昭然若示。文章表面写人，又时时不离写月，看似无情又蕴情于其中，完美而含蓄地体现了作者抑浅俗、颂高雅的主旨。
农历七月半，正当月圆之际，此时游湖，本应赏月观景，文章一开头却说“一无可看”，先将题目正面一笔扫倒，接着说“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从反面揭题，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观感。开头这闲闲两句，简练警切，不落俗套，且直接导出下文。
接着即写“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游湖之人千千万万，何能遍看，作者自有手眼，即“看五类看之”。
其一，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大船，摆开丰盛的宴席，奴仆侍奉，演员献艺，船上灯火通明，声乐齐鸣，好不气派。这种人“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即有意自炫而无心赏月，作者一语刺破此辈假冒风雅的嘴脸。
其二，是豪富之家，千金闺秀，携带美貌家童，露坐于船上的平台上，哭哭笑笑，娇声娇气，左张右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这一类人是乘机玩乐，本不想看月，也不必作出看月的样子，其有别于第一类者在于不借“看月”之名，虽然庸俗，却不假冒风雅。
第三类，船上有声歌，有名妓闲僧随侍陪游，可见也非等闲之辈。浅斟低唱，颇有韵致，且“亦看月”，较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前二类人，似乎要风雅一些。作者用了四个“亦”字，正是比较而言。但这一类人虽然“亦看月”，更重要的却在于“欲人看其看月”，则不免有意做作，其“风雅”也要大打折扣了。
第四类，是一批市井好事之徒，他们与前三类大不同，不坐船，不乘车，衣衫不整，三五成群，在人丛中乱挤乱撞，专拣热闹处钻。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甚至假装酒醉，东倒西歪，手舞足蹈，嘴里哼着走了调的流行曲调，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此辈“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无所不看，而“实无一看”。他们看此为乐，什么雅与俗，统统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大凡在人群簇拥的热闹场合都能碰到此辈。作者在此白描传神。
第五类，是清雅之士。他们坐的是小船，船上还挂着细薄的帷幢，大约是不想露面吧。明净的几案，通红的沪火，煮好茶，慢慢地品味，二三好友，绝色佳人，一同赏月，确实雅兴不浅。但是他们不想被人看见，有的把小船隐蔽在树荫下，有的则悄悄地划向里湖，躲避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清净处得看从容看月，而不被别人看见，他们的看月纯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并无做作之态。
作者写五类人，观察细致，描绘生动，各色人等，无不现身纸上，而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五个“看之”，大有冷眼旁观之概。然而他的主观褒贬之情还是从笔下的形象中表现出来了，第一类是假冒风雅的官僚，第二类是无意风雅的豪门，第三类则欲显风雅而不免做作，第四类是不知风雅为何物的市井好事之徒，第五类是不欲显其风稚而真正风雅的文人雅客。作者对前二类人显然嗤之看鼻；对第三类有所肯定，也有所讥刺；对第四类虽然不作肯定，却似乎欣赏其放荡中亦有几分天真；对第五类则显然引为同调。五类人，依次写来，如镜头推移，声态各异，境界不同。纷杂的情景再现于笔下，作者并不现身评点，却于客观的画面中分雅俗、寓褒贬，兼有史笔与传神之妙。
第二段写杭人游湖好虚名，凑热闹。“已出酉归，避月如仇”，即喜欢白天游湖，像怕见仇人一样躲开月亮。袁中郎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也批评过杭人只爱白天游湖，不会选择时间，白白放过西湖最美的时刻。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例应游湖，杭人出于好名，则成群结队而出。西湖在杭州城西，游湖须经城门，而城门关闭有定时，这一晚就多赏给守门的兵士一些酒钱，好晚些关门。二更看前，湖上人声乐声，闹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连下六喻，形容声音嘈杂，含糊难辨一。这一片刺耳的嘈音，破坏了西湖月夜的静谧气氛。这是写听觉感受的不堪。从视觉一面来说，则“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连用四个短句，将湖上密密麻麻舟船相触，肩摩踵接的拥挤状况形容尽致。拥挤中的人群，哪里还有兴致赏月，见到的无非是一张张贴得很近的油汗淋漓的面孔罢了。这与其说是游湖，不如说是赶市。“少刻兴尽”，狂热的兴头维持不了多久，官老爷们宴席已散，衙役喝道，率先离去。船上的人也纷纷上轿，轿夫还看城门将闭来催促人们上岸，岸上的人也争先逐队进城。各色人等作鸟兽散。灯笼火把，排列成行，如闪烁的星星在夜幕中移动消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莫名其妙，名为游湖看月，实与西湖风月毫不相干。这一段插叙，回应开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的论断，具体描写，缴足其意，同时又为下文作铺垫和反衬。
“吾辈始般舟近岸。”最后一段从前面第三人称的叙述，突然转为第一人称的“吾辈”，叙述角度变换了，加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始”字，很可玩味，表示喧闹嘈杂的场面一告结束，西湖恢复了宁静安闲的本貌，湖山美景即开始属于“吾辈”，“吾辈”也就开始登场了。“断桥石瞪始凉”，这个“始”字，则表示被人踩热的石阶也刚刚退烧，恢复平静，这是一种外化了的心理感受。“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靧面”三句，则写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唯“此时”才能有此感受。一规圆月，如新磨之镜，清光格外皎洁可爱；湖光山色，如美人重新梳妆打扮，益发显得容光照人。此时，对景畅怀，与客纵饮，“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浅斟低唱者”即前文所写之第三类人，大醇小疵，还算有赏月雅兴；“匿影树下者”则为第五类清雅之士。五类人中唯此二者独留，故与之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拉来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著安，竹肉发”，这四个短句，写相得共赏之乐，节奏欢快，心情亦极欢快。“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写通宵盘桓，兴尽方散，与前文众人游湖匆匆聚散恰成对照。兴尽而散，却并不急于回城，而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个富有诗意的结尾，更显得雅韵流溢，余香沁人。可见西湖七月半自有其迷人之处，一被俗人点污，则一无可看；一成为雅人的世界，则处处是诗。作者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高雅脱俗的，但也不免传统文人孤高自赏的毛病。
此文写人物场景，极纷繁复杂，而又极有条理。五类人物，两种场景，写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其观察之深人细致，笔墨之精练老到，确实令人佩服。行文错综，富于变化，转接呼应，均极自然。开头奇警峭拔，结尾则韵味悠长，全篇运用对比映照，严于雅俗之分，而又妙在不作正面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