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酺指的是百姓聚集在一起饮宴。古时国家有“吉庆”事，允许百姓聚饮。其中一首《大酺》作于公元689年（永昌元年），因武则天选择正月庆祝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杜审言的诗从正面赞颂武则天的功德。
而这首《大酺》诗，大概作于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因此诗里有“火德云官”之称。因为以五行相推武周是火德。这首《大酺》诗写得别开生面，突出表现民间的欢娱，那热闹的场面如同庆丰收或过传统的盛大节日一样，传达了诗人与民同乐的情绪。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是禁止百姓聚饮的，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唐亦有类似规定。百姓平时难得有欢聚开怀畅饮的机会，所以“大酺”时民情振奋，钟鼓齐鸣，欢声雷动。从诗中表现出百姓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这首诗发端别致，起句七个字连举三个地名，毗陵、震泽、九州，而最后以一“通”字，把它们的关系明确固定下来，构成一个恢宏辽阔的意境。毗陵代指诗人当时任职的江阴县，江阴为晋陵郡所属，毗陵为晋陵古名。诗歌常用古名，以求典雅不俗。同理用震泽不用太湖。“毗陵”、“震泽”除声音响亮、声调和谐外，还给人以丰富的意象。这句诗，从内容上看就是江阴通太湖达全国，但这句诗还为全诗布置一个旷大的背景，以利于感情的铺陈。诗题为“大酺”，不便从小县写起，因此诗人从大处落笔，以毗陵、震泽通天下包举全国。次句接以“士女欢娱万国同”，指男男女女饮酒作乐，欢度这普天同庆的日子。
颔联具体叙述“士女欢娱”的景象。诗中只选择了“伐鼓撞钟”的场面，并以“惊海上”的夸张表现了庆祝活动声势的浩大。又以“新万袨服”光彩“照江东”来渲染庆祝场面的热烈壮观。清《石园诗话》认为这联诗与“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等均为审言名句。
颈联“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写景兼抒情。梅花飘落，柳叶新发，正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季节。皑皑“白雪”，阵阵冷香，青青柔条，丝丝暖馨，形成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春，即使万象更新又给人以希望。柳遇好风，比喻民逢明君，暗寓皇恩浩荡如春风。
尾联以赞颂和祈愿作结。“火德云官逢道泰”，是写武则天顺民意得大道，文武群臣时运亨通。“天长日久属年丰”，承上句意，为百姓祈福，但愿国家长存，年年岁岁五谷丰登。诗以民情开始，又以写民愿作结。首尾相应，自然浑成。
杜审言这首《大酺》正如胡应麟所评说的“极高华雄整”。若就其所要表现的《大酺》主题来说，其形式是精美得当的，而且内容和形式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气象博大，给读者以高华雄整的美感。这虽然与造意取词、取象设色有关，但更主要的在于诗人的心胸和气质以及艺术修养等。
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