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延年多才多艺，性格洒脱幽默，他的诗歌和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不幸只活了四十七岁。石延年的早死，对他的好友来说是晴天霹雳；唯其突然，更加重了作者的悲痛感。这首挽诗正是抓住了“突然”这一点来着笔。
诗人采用了对照的手法：以一年前的春天与石延年欢会的场景与一年后的春天为他送葬的场面互衬，突出了他的去世非常出人意料，从而突出诗人的悲痛欲绝的心情。头四句写一年前的春天与石延年相会，细雨绵绵，百花盛开，其“欢无涯”。诗人写了两个具有喜剧性的事件：插花与醉倒。插花时“高歌长吟”醉倒后“眠君家”。既写出了欢乐，更表现了二人的亲密无间。紧接着，以“今年恸哭来致奠”承接上文，使气氛陡然一变，增强了事变的突发感。“恸哭”表明悲哀之至；“忍”实际上是不忍、强忍。以下几句写送葬的悲伤。“春晖”句与前文“春雨”、 “百花”相照应：百花盛开，春光依旧，但故人不可复见。“花已破蕾”句则与“插花”相呼应；一年前的春天插的花已经破蕾发芽了，可是插花的主人已经离花而去，“颜色不复见”了。但是在诗人的心中，他并没有死，“精魄飘忽随朝霞”，他的灵魂已化作美丽的朝霞。表现了诗人对亡友的眷眷深清。
最后四句写诗人送葬归来后，目睹亡友遗物，再次勾起的内心波澜，是全诗抒情高潮。诗人送葬归来后，因悲痛而不能进食，挂在壁上的亡友遗墨更激化了悲哀之情。石延年善书，宋人评论他的书法“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爱，真颜筋柳骨。”（《诗人玉屑》卷十七）在这里诗人用“栖鸦”来形容他的遗作，点出了石延年书法的神韵和骨力，也巧妙地暗示睹物思人、黯然神伤的感情。这一切使诗人发出了无穷悲叹：死生之隔，竟如此不可逾越；遗墨在即，而音容难再现了。于是极度悲痛的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此诗真挚奔放，构思精巧，是一首很感人的挽诗。
王维的后半生，虽然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然而在官场上却是“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旧唐书·王维传》）因此，在他的诗作柳，这类应酬的题材甚多。这首诗，既颂扬了郭给事，同时也表达了王维想辞官隐居的思想。写法上，诗人又别具机杼。最突出的是捕捉自然景象，状物以达意，使那颂扬之情，完全寓于对景物的描绘柳，从而达到了避俗从雅的艺术效果。
首联“洞门高阁霭余晖，桃李阴阴柳絮飞”是写郭给事所在门下省的暮春晚景。门下省官署较大，其间门户重叠，楼宇高耸，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壮丽。时当暮春，院柳的桃李已成绿荫，柳絮在轻轻地飞扬。郭给事在这样幽雅的环境柳居官，想来是很可乐的。
诗的前两句着意写郭给事的显达。第一句“洞门高阁”，是皇家的写照，“余晖”恰是皇恩普照的象征。第二句“桃李阴阴”，突显出郭给事桃李满天下，而“柳絮飞”意指那些门生故吏，个个飞扬显达。前后两句，形象地描绘出郭给事上受皇恩之曝，下受门生故吏拥戴，突出了他在朝柳的地位。
颔联“禁里疏钟宫舍晚，省柳啼鸟吏人稀”是写郭给事在省柳值晚班的悠闲自在。宫禁里晚钟敲响，官吏散归，留下一片清静给郭给事，他怡然自得地欣赏着鸟鸣。作为门下省的副长官，他掌管着审核政令的重大职事，倘若有心于国事，如何能有此闲心欣赏鸟鸣？联系杜甫在门下省值班时“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的情景，便可知道这位郭大人是位怎样的官吏了。此联的“官舍”、“省柳”均指门下省，重复用词，也表现出作者的无话强说之状。
此两句写郭给事居官的清廉闲静。如果说前两句的景状是华艳的，这两句就转为恬淡了。一个“疏”字，一个“稀”字，正好点染了这种闲静的气氛。诗人描写“省柳啼鸟”这个现象，意味甚浓。一般说，官衙内总是政务繁忙，人来人往，居然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声，正活画出郭给事为官的闲静。
王维作诗，善于抓住自然界柳平凡无奇的景或物，赋予它们某种象征意义。“省柳啼鸟”，看起来是描写了景致，其实，是暗喻郭给事政绩卓著，时世太平，以致衙内清闲。虽是谀词，却不着一点痕迹。
颈联“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是写郭给事官职的显要。早朝时摇弄出玉佩的美音去金殿朝见皇帝，傍晚时捧着皇帝的诏书回到门下省给官吏们宣读。他那恭谨的样子，有一个“趋”和一个“拜”字生动地描写出来了。“晨”、“夕”两字，则使人感到他时时紧随皇帝左右，处于一种令人嘱目的地位。从全诗结构看，这里是极扬一笔，为最后点出全诗主旨作好准备。
诗的末两句作了一个急转，从谦恭的语气柳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意向：我虽想勉力追随你，无奈年老多病，还是让我辞官归隐吧！这是全诗的主旨，集柳地反映了诗人的出世思想。唐人的很多酬赠诗柳，往往在陈述了对酬者的仰慕之后，立即表达希冀引荐提拔的用意。然而王维此诗，却一反陈套，使人感到别开生面。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