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愁情。诗的前两句以远视角度写京口的地势，视野开阔，境界壮丽；三四句写江口吹起大风，涌起如山白浪，愁杀了想要渡江的人们。全诗四句，都写得平易质直，明白如话，有襄阳民歌风味。
诗是由题中之“望”而展开的，首二句以工整的对仗形式，写出孟浩然站在扬子津眺望南岸京口的地势。主要是从京口的北固、夷山二山来进行描述。北固山在镇江之北约一里，由于诗人是在江北南望京口，故以“临”字写出二者关系。而夷山在镇江以东约九里，诗人隔江相望，只隐约可见，故想象其绵延至海滨，以“近”字点刷山之态势，颇具动态感与延伸感，给人以艺术的联想。而那个方向又是诗人将去的处所，从中透露出他的几分企盼之情。二句中涉及到与京口有关的三个地名，且其中山名有二，然并不觉冗赘，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二句以山为对象，展现了京口的粗略地理位置。
以上两句主要写远望之山，紧接一句，则写近望之江。随视线的移动，目光投视在大江之上，只见江风阵阵，白浪滚滚，显出一种奔涌气势。此句与前二句形成动、静对比，于动中将波翻浪卷、风声水声，分别触发人的视、听感觉，产生能影响人的官能感受的强烈效果。所以，最后一句之始，便以“愁”字作为一种心理回应，作为由听、视觉转换到感觉的审美活动的结果，表现出诗人见此物象而生发的特定心境，自然地由景入情。这里的“愁”，并非一般的乡愁、思愁、游子之愁，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诗人久隐山林，年届四十始应试，结果不第而归，充满了难觅知音、厌倦京洛、意欲归隐的复杂感怀。这个“愁”字，除乡愁之外，还隐隐含藏着一种失意之愁。那浩浩，长河，滔滔江流，是诗人行程中的险途。同时，也可能又暗喻那使诗人“愁杀”的仕途上的阻隔。“渡头人”展现了忧郁愁苦的诗人自我形象，在结构上，又形成掉领全诗的特殊格局。
全诗以题中之“望”作为基点，写了望中之景与望中之愁。其中，诗脉的条理和情感的逻辑十分清晰。以“望”起，望山（静态）、望江（动态），由此引起“愁"，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中，展示诗人心绪。情景弥合无间，意境悠远深厚，语言平实清淳。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本文是一篇铭文。描绘了至仁山中的一派深秋景色。文章开篇两句从山水落笔，写出山水的超凡脱俗；三四两句是仰望，写山峦之上飘浮的祥云，并熔铸进丰富的想象，突出山幽水静；接下去点明时序是秋季；然后笔锋一转，写山中的建筑和陈设和宅旁的花木；结尾两句抒发了作者“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心境，点明作铭的主旨。此铭融情入景，虚实结合；音韵谐美；用典多而通达，深而雅妍。
前四句写至仁山的峰、水、云、人，笔墨似实而虚，有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渲染飘缈仙气，将山神圣化。横峰如鹤岭，有仙人驾鹤飞掠；激水似龙津，多群鱼逆流腾跃；山上瑞云缭绕，有仙童出现，可访求飞升仙丹，是一座神异之山，令人神思飞越，遐想联翩。继而笔锋一转，改用实笔描写山舍景观：远而望之，睹“飞檐枕岭”之雄姿；近而察之，悟“壁绕藤苗”之生气；自屋向外看，得“窗衔竹影”之幽趣；还能饮菊延年益寿，观桐玄思人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以上句句含景，如诗如画，将至仁山风光形容得出神入化，清绮无伦。最后顺势画龙点睛，濡毫点出山居的最高心得，亦即此铭的玄妙旨趣：“仁者可乐，将由爱静。”唯此山为静境，且惟仁者方知此静山之可乐也。
此铭融情入景，写景如画，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美体察入微的观察力和点染神化的表现力。章法上，虚笔与实笔相辅相成，景语与情语相得益彰，尤堪玩味。
作者选取了一个别致的角度：用写生手法，勾画出一幅宁静的夏日图。虽然韵调和含义不及春、秋两曲，但满是甜蜜。云雨收罢，楼高气爽，绿树成荫，垂于廊道屋檐，微微颤动，极尽可爱。透过薄如蝉翼的窗纱，隐约见到一个身着罗纱、手持香扇的女子躺在纱帐中的藤席上，扇子缓缓扇动，女子闭目假寐，享受夏日屋内的阴凉，那模样美得令人心动。整首小令中没有人们熟悉的夏天躁热、喧闹的特征，却描绘了一个静谧、清爽的情景，使人油然产生神清气爽的感觉。
《天净沙·夏》是元曲作家白朴创作的小令。此曲运用写生手法，勾画出一幅宁静的夏日图。整首小令中没有人们熟悉的夏天燥热、喧闹的特征，却描绘了一个静谧、清爽的情景，使人油然产生神清气爽的感觉。作者特意选择雨后的片刻，将夏日躁动的特征，化为静态：云收雨过，绿荫低垂，就给人一种清爽、恬静、悠闲的感受。第三，与白朴的《天净沙·春》一样，这首小令也可以看作是从楼上女子的角度来描写的。不过，在《天净沙·春》中，作者着重突出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视觉和听觉，而这首曲子突出的是一种情绪体验，“楼高水冷瓜甜”，正是这一具体情景下的独特感受。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