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上片侧重写景，“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是写眼前的实景，月亮已落，参星横斜，正是天将破晓之际，纳兰已经要从汉儿村出发了。“客绪”是指一种行旅怀乡的愁思。这满心的情绪，真真是，又该从何说起。在这样的茫然无奈中，词人抛出了虚化的两句，“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则是虚笔，太多执着的情绪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纳兰似乎也并不介意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变现他思乡之情。红楼显然是想象之语，而在这里，“楼”并不是重点，红楼一角之下，定是有佳人倚栏，翘首企盼着词人的归期吧，此情悠悠，两心知。
下片侧重写情。先说后两句，“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单看这两句自然是无头无脑，不过连上前面两句，“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就可以看出，纳兰这其实是在抱怨了。他感叹道自己年年都有不如意之事，要戍守塞外，在缕缕风烟中消磨时光。看来，纳兰自己的确是比不上此时正在游赏玩乐的京城贵族子弟们啊，他们恐怕此时正过着活色天香般的生活吧。词人拿远行在外孤寂无聊的自己，和在京师里过着悠闲生活的人们相比，在看似情绪平静的表面之下，他实在是忍不住满腹牢骚。短短四句，言浅而意深。
这样一个结句，也是对上片落句的回照，在整首词里构成了一种前后勾连、回环往复的韵致，《清平乐》这样短小的词牌能写出这样回环往复的意味，可见纳兰情意之深切，也更让人觉得其中哀伤之情愈加的缠绵委婉。
这首《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载于《全唐诗》卷三六一。开头一、二两句，寥寥几笔，就把刘柳二人屡遭挫折的经历勾画出来了。对起述事，句稳而意深，为下文的展开，创造了条件，可谓工于发端。
三、四句承上抒感，而用典入妙。刘禹锡初次遭贬，即谪为连州刺史，途中追贬为朗州司马。此时再贬连州，所以叫做“重临”。关于这次“重临”州政的状况，诗人巧妙地以典明志。西汉时有个贤相黄霸，两度出任颍川太守，清名满天下；而刘的“重临”，则是背着不忠不孝的罪名，带着八旬老母流徙南荒。这是积毁销骨的迫害。诗人通过“事异”两字把互相矛盾的情况扭合到一起，带有自嘲的口气，暗含对当政者的不满和牢骚。下一句，诗人又用了春秋时柳下惠的故事：柳下惠为“士师”（狱官），因“直道事人”三次遭贬黜，这里用以比作同样“三黜”过的柳宗元。同时也暗示他们都是因坚持正确的政见而遭打击的。用典姓切、事切，可谓天衣无缝。“名惭”，是对刘柳齐名自愧不如的谦词，表示了对柳的敬重之意。
第三联五、六两句，将笔锋从往事的萦回折入眼前的别况。“归目并随回雁尽”句，把两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分手时的情景描绘得多么有情有致：两位迁客并影荒郊，翘首仰望，他们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北回的大雁，一直到雁影在天际消失。一个“并”字，一个“尽”字，写得十分传神，把他们共同的望乡之情极为凄惋地传达出来了。“愁肠”句，从张说“津亭拔心草，江路断肠猿”诗中化出。心已伤楚，更不堪断断续续催人泪下的哀猿悲啼。诗人以“回雁”、“哀猿”衬托别绪，诗境也变而凄厉了。这等地方，正是作者大力经营处，真足以摇荡人心。
“桂江”两句，设想别后，以虚间实，笔姿灵活。“桂江”和“连山”并无相连之处，因此这里并不是实说桂水东过连山。下一句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东西远隔的两地联系起来。原来连接双方的，正是山水相望、长吟远慕的无限相思呵。“有所思”，也是古乐府篇名，这里出现，语意双关。最后两句，一纵一收，转折于空际，挽合十分有力。其技法与杜甫的“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秋兴八首》之六）相似。不过杜诗抒发的是个人对云山万里的故国的怀念，这里则用“相望”二字，把这一对志同道合又遭隔别的友人的生死不渝情谊，从彼此两方写出，与杜诗不尽相同，而有袭故弥新之妙。寄离情于山水，同怅望以写哀，词尽篇中，而意余言外，既深稳又绵渺，不愧大家笔墨。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