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
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这首词写征人思家的心情。开篇一个“断”字一个“无”字将征人漂泊恍惚、没有着落的心态凸现出来了。继而视点由山水转至庭院阶前。词人抓住一个“情”字，落笔处皆是体量对方的宽慰，由自己的思家情重想到妻子的刻骨思念，因而劝慰道“落花须自扫”，寄托了希望对方刚强自持的关切，更有“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的劝慰，将自己与闺中人摆在相同的位置，同样的多病相思。全词像一封平常家信，但由于情真意长故十分感人。
首先，在主题上仍旧是伤春怀人。伤春题材的诗词是传统诗词主题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写伤春的甚至比悲秋还要多，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陆游《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等等。纳兰容若这首在对伤春这一风格的继承上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莫更伤春”，他用不伤春来表现自己的伤春，他要走出伤春的情节，然而始终又没能走出，只能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罢了。试想，他自己能不伤春么，他所思念的恋人能不伤春么。春的事实摆在面前，如同离别一样真实，不伤春，情何以堪。
这首词结构上很有其特色，使用了对话式的结构。全词分上下片，在一首词中创造了异空间中妻子和自己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词人自己去把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情感主题两方面的思念，并用对话来缓和由于空间差距造成的交流矛盾。
上片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的。断魂飘忽无定，思量无限，万水千山，天涯海角，伊人何处去，为何一点音信也没有，一纸信笺也没来，整日独立东风，春风吹来，枝叶又绿。
下片是从自己角度来说的，承上对前面的妻子抱怨似的语言进行回答，似乎是在异空间中进行对话似的。怀想故园，想来春色正好，满园浓郁正春风，此时此刻，多想给你一封信啊，我要告诉你，去年一同赏花，一同看春华凋零，一同扫去那谢落满地的花，一同葬花，可惜今年，只你一人，独自赏花，独自面对花的凋零，最后一人扫去满地残红。这何等残忍，何等伤心，我又怎能提笔，如何给你这样的一封信呢。不要再伤春了，春去春又回，春色年年再，不能同在固可惜，你我同是天涯伤心客，同患相思疾。
无论如何，这种对话都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只是词人由于思恋太深而导致的情感爆发。词人无论怎么“解释”，在家中的恋人都不能听见，所以也不会“原谅”他，而这一点是纳兰容若自己也清楚的。所以说这首词的情感基调还是悲哀伤感的。
对话体的结构是这首词的典型特征，词人通过对话形式表达两地相思，事实则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一片的深情。这首词上片立足于妻子的“问”，下片立足于自己的“答”，问答两方面中交点在于自己这一方面，主要是抒发自己对妻子的爱情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下的无奈，情感是悲伤、灰色的。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