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一首怀念远别亲友的诗。虽然作者和这一亲友的远别，或许是有统治者内部矛盾这一特殊原因，但在汉末魏初那个动乱流离的年代，远别而不能团聚，甚至不能相见，实是普通现象。所以这首诗很容易引起共鸣，富有典型性与现实性。
这首诗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实属景语，并无影射比喻之意。而“高台多悲风”亦属秋景。登高是因为要眺望远处，所以是思念远方的人；而时值秋令，亭台越高那么风自然就会越凄厉，登亭台的人于是就因为风急而越感受到心情的沉重悲哀。这一句简括凝炼，开后人无数法门。直是把此一句衍化为五十六字的长诗。所以曹植这五字能成为名句的原因，正因为这虽然作为景语，其实是寓意深情。
接下来的第二句“朝日照北林”，本来也是属于景语，但是却化用《诗·秦风·晨风》之首章。故作者《种葛篇》写思妇有“徘徊步北林”之句，而这篇以“朝日照北林”起兴。古人以夫妇与兄弟关系相互为喻，都是起始于《诗三百篇》，在曹植诗集中也屡见不鲜。
由于上句点出北林，正隐含《诗》中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之意，所以作者紧接着写到“之子在万里”了。意思是自己所思念的人是远在万里之外，而下面“江湖迥且深”一句更是寓意深远，情韵不匮。因为江湖阻隔彼此的消息是一层；而“之子”却经过这样遥远而艰难的路程走向万里之外，其身心所受的摧伤折磨可想而知，又是一层；况且其身既然在远方，以后回来不是件容易事，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自然更深了一层。
下面的“方舟子可极，离思故难任！”二句又紧承“江湖”句而言。把“离思”写得十分沉重压抑，可见其中有多少愁苦优怨之情。这虽只就自己一面说，实际上也体现出所思之人同样是不胜其愁苦忧怨了。
下句“孤雁飞南游”，表面上是写实，即作者在登高望远之际看到孤雁南飞，实则蕴涵着好几层意思。以前古人用“雁行”比喻兄弟，曹彪封吴，无异流放，和孤雁南游很像；又因为自己也像孤雁一样，故“过庭”而“长哀吟”。“过庭”虽用《论语·季氏篇》“鲤趋而过庭”的字面，实借喻自己的入朝。
最后的四句“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李善注：“翘，悬也。”“翘思”，等于说“悬念”；“慕”，有念念不忘之意。不但见孤雁而思远人，并且把希望寄托于雁，问它是否愿为自己捎个信儿去。但雁飞甚速，形影倏忽间便不见了，这就更使作者黯然神伤了。“翩翩”，形容鸟疾飞之貌。连孤雁都翩然而逝，说明自己怨怀无托，结语似意犹未尽而已令人不忍卒读，是真正写情的高手。
此诗用笔似浅直而意实深曲，前六句以赋体为主，却似比兴；后六句以比兴为主，反而趋近赋体。这说明作者深得《诗三百篇》之三昧，而做出用五言新体裁，所以是从建子以来的诗人作品当中的绝唱。
这首诗以铺陈的手法，叙写守边战士生活，抒发自己对冲杀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战士的赞颂之情。
开头“二十逐骠姚，分兵远戍辽”两句，用二十岁远离父母随武将守边的事实，暗示了青年战士的远大理想。为了使自已能履行光荣神圣的使命，不得不“雪迷经寒夜，冰壮渡河朝”，历经千辛万苦，日夜兼程，以此衬托了战士们为国事、不怕栖牲，不怕困难的高尚情操。从第三句的“迷”和”马”两种事物，烘托出战争的频繁和应战之急，这些都是对腰横宝剑的守边战士英雄业绩的具体的描写。
这首诗在意境的熔铸上也突出了诗人的襟怀，从而呈现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足见诗人立足之高及构思之深。诗从二十出征、雪迷寒夜、冰渡河朝、放迷难下、骑马来调等儿处进行描写，有的从时间上，有约从地域上，有的从人们所熟悉的事情上着眼，用典型事例，突出战争的频繁及战士们守边的坚定信心。这就体现了作者审美情趣的高远。他不用神驰般想象，也没有面面俱到地描写，既不横溢太空，也不纤回萦绕，最终塑造出了守边战士完美的艺术形象。从中可见作者雄浑悲壮之情，唯其立足高，取境才能深，要精深，还要有含量的道理。仅六句，就将边塞战争、外敌入侵、守边战士的英武一一呈现出来，的确达到了“以少许胜多许“的效果。尤其最末一句，收尾有力，有余音绕梁三日之感。不容置疑，这是作者主旨所在，他径直抒发感情，匠心独运地揭示出为国事“看取剑横腰”的大义。语言虽直，却不失欢宕流转，意到笔随，洒脱自然。
诗中刻画了“二十逐嫖姚，分兵远戍辽”出入于塞外的将军形象，即使“雪迷经塞夜，冰壮渡河期”,“万里配长陉，连年惯野营”周遭环境异常恶劣，也难泯报国之志，“入群来拣马，抛伴去擒生”,“间看行远近，西去受降城”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折服。而这种“小儒何足问，看取剑横腰”，渴望建功立业“俱怀逸兴壮思飞”之感，又独非诗中“将军”所愿，亦是张祜梦寐以求、魂牵梦绕立功边塞的最大愿望，其诗中分明有一个手持刀枪出入敌阵，渴望建功立业的“我”的身影。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祜此类边塞乐府诗中，感受到隐藏在诗歌文本之后，一个对边境局势极端关切，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的形象。
“春阴漠漠，海棠花底东风恶。”“漠漠”，是寂静无声之意；“恶”，在这里是“猛烈”之意，是由“狠、厉害”的意思引申而来，此义至今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还保留着（如鲁西南和豫东）。首二句说，春天的时光万籁俱寂，但从海棠花穿过的东风却吹得强劲猛烈。标题中说“赏海棠作”，却人写海棠花的艳丽，而突出了“东风恶”。写春风、春光一般是喜悦、温暖、吹拂、和煦，纵使风大天寒，也人过用“料峭”之类的词来形容。词人别出心裁，一方面是“写实”，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写，才与下文协调。
“人情人似春情薄”一句，紧承“东风恶”，意思是说，人对花是有情的，春天、春风对花是薄情的，因此“东风”对花猛吹乃至摧残。正因为人有情春薄情，所以“人”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才“守定花枝，人放花零落”。上片人写海棠花如何美丽娇艳，侧重写人对花的态度，对海棠的爱怜和保护，反衬海棠花的艳丽，是脱俗之笔。
过片之后，写以酒浇愁，虽然忧愁无法排解，但酒醉酒醒人忘海棠花，进一步说明了它在词人心目中的地位，使全词主旨更为鲜明。
“绿尊细细供春酌，酒醒无奈愁如昨。”词人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发愁，酒只能暂时麻醉神经，却人能从根本上排解忧愁，酒醒后“愁如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古来写“酒”与“愁”的诗词很多，如柳永有“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凤栖梧》），又有“黯然情绪，未饮先如醉，愁无际”（《诉衷情近》）。意境与该词相近，这说明管鉴在某些方面受过他以前的一些词人的影响。
但“殷勤”以下三句，则属作者创新。“殷勤待与东风约”一句，与上片“海棠”句相呼应，他要与那吹得迅猛异常的“东风”“约定”，“规劝”它：“莫苦吹花，何以吹愁却？”前句说，你人要苦苦地去吹那海棠花了；后句说，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的“愁”吹跑呢？这里的写法颇为微妙，一是把“东风”人格化了，一是把作者的感情完全融合在客观事物中。把内心活动包含于客观景物之中，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历来有之，所谓“神与诗者妙合无垠”（《夕堂永日绪论》），自然和谐而恰到好处，这首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寄朱锡珪》这首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五言律诗之一。
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所以他早年行事率不可考。传说他30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失意之余，又迫于生计，只好栖身佛门为僧，取法名无本。贫困的家庭景况，枯寂的禅房生活，养成他孤僻冷漠而内向的性格，耽幽爱奇，淡于荣利，喜怒鲜形于色，世事颇少萦怀。但他仍酷爱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贾岛也因此被视为唐代苦吟诗人的典型。
文中“钓”、“烧”、“吞”、“厄”等字足以看出其字句上下工夫。
“烧”字表现了在诗的意境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贾岛诗中对于燃烧状态的表现就颇能反映这种特色。
这首诗能充分体现贾岛尚意的特色，贾岛诗常从体认中来，所写之景并非盛唐诗人那种对自然或沉浸或相融的描绘，亦即贾诗在写景中少了情的因素，而采取远观的态度对所描绘的景致进行意念上的再加工，使之符合某种非凡的审美体验，使读者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进而获得超人意表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