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为忆姬之词，与清真之实惜别而题咏柳者同意。这首词忽起忽伏，声情激越，是变徵声。全词共分四片。
第一片将出水芙蓉的美艳与抒情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所恋女性的优美形象。词人曾在“横塘”寓居，这里以倒叙方法，叙写当年的一个片断。他们在湖中乘舟穿过荷丛，观赏、戏弄着湖里的鸳鸯。她在晚霞中“笑折花归”，“润玉瘦、冰轻倦浴，斜拕凤股盘云坠。”形象地刻画出有似出水芙蓉的女性形态之美。“听银床声细。梧桐渐搅凉思。”桐叶飘坠的微细声响引起了词人心中秋凉将至的感觉。
第二片写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时光飞逝，往事已隔多年。燕子归来，旧巢不存，心爱的人已经离去。风吹竹响，引起词人的错觉，以为是故人敲门，但很快便意识到，故人再也不会象以往一样叩门而入了。“误惊起、风竹敲门，故人还又不至。”借用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句“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因竹而思及故人，因故人又想起与竹有关的另一件事情：“记琅玕、新诗细掐，早陈迹、香痕纤指。”睹物思人，旧情不堪追记。“罗扇恩疏”是她当时的怨语，现在竟成事实，特别感到后悔和自责。由此又引起对于往事的种种回忆。
第三片写“旧日”。“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三句由西园移到西湖。写昔日西湖上共赏一湖荷莲，盈盈照水，如今几度梦魂萦绕。“乍湿鲛绡，暗盛红泪。”分写雨打在花瓣上，如鲛绡乍湿；雨落在花心中，如盛红泪的情状。与起笔“横塘棹穿艳锦，引鸳鸯弄水”相比，这里已蕴含深深的离别之悲。“綀单夜共，波心宿处，琼箫吹月霓裳舞”四句，写月下荷叶荷花随风摇曳如霓裳云舞。这段描写使读者不由产生关于青春的欢乐、真挚的情感、浪漫的趣味的联想。“向明朝、未觉花容悴。嫣香易落，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这时词意忽然逆转，以叹息的语气描摹出西湖情事的悲惨结局：“嫣香易落”。“回头”与“几萦梦寐”相照应，合理地插入对这一段艳情的回忆。结尾处痛感往事已烟消云散。这一片词，有头有尾，在描写中又处处体现物性，予读者以一种朦胧之类。
第四片写今昔之感。“残蝉度曲，唱彻西园，也感红怨翠。”三句，写秋蝉感伤西园花枯叶落，哀鸣声声。“念惯省”明写蝉，实为逆入，回忆双栖于西园的往事。“暗柳追凉，晓岸参斜，露零沤起。”三句既写昔，也写今。既写二人夏夜柳荫纳凉，絮絮细语，不觉参星西斜，天近拂晓。也是写眼前在西园中孤单的日子。“晓岸参斜，零露沤起”，为荷塘边独自漫步的眼前景，“丝萦寸藕，留连欢事。”含蓄地表达了夏夜两人之欢。空见藕而不见莲，应前“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二句，繁华飘撇，镜屏已空，徒令人悲。“桃笙平展湘浪影”对应“綀单夜共”，“有昭华、秾李冰相倚”对应“琼箫吹月霓裳舞”，遣词妍雅，涵蕴无限感伤。结以“如今鬓点凄霜，半箧秋词，恨盈蠹纸。”三句，人已老，词空赋，“霜”为“凄霜”，“词”为“秋词”，如何不令人恨。往事如零露沤起，转瞬已在浮光泡影中。
这首词咏荷，能得荷之神理、气韵。写雨中之荷、月下之荷，笔致曲折多变，但通篇清气流贯，澄澈如月，因所咏皆由忆姬而起，脉络清晰。这首经过高度艺术处理的咏物抒情词，内容十分丰富，是词人一生情事的总结。作者以曲折变换的词笔表现出来，借以掩饰心中那不愿为人所知的情感秘密，饱含了词人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封建礼权和封建制度的反感。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