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可惜时运已经逝去,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力量已经用尽,蜀山之蛇怎能铲除。
有几人曾经亲耳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天长地久,只有在苍梧对着翠绿的华盖哭泣份儿。
注释
真珠:即珍珠。
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
蜀山蛇:此以喻宦官佞臣。
南薰曲:当年舜唱的《南风歌》,一唱而天下太平。
苍梧:传为舜埋葬之地。
翠华:皇帝仪仗。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这首诗作于唐开成五年(840年)文宗去世之后。唐文宗即位之后,颇思励精图治,去奢从俭。当时,朝内朋党相互倾轧,宦官掌握禁军,干涉朝政,甚至弑杀皇帝。文宗欲夺回政权,曾两次谋诛宦官,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文宗郁悒成疾,含恨而终。李商隐作此诗既有伤悼文宗之意。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
这封信第一段写自己从杨八那里得知了王参元家里失火的消息。中间五段分别说明“始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三层意思,着意阐述自己所以致书祝贺朋友家失火这个违反常理的奇论的原因,层层递进。最后一段写自己想念王参元,传递了对友人的深切关爱之情,更包含着对友人前程的无限关怀之意。这封信纵横转换,曲折抑扬,淋漓酣畅,入情入理。
文章接下来就从“始骇”“中疑”“终喜”三个方面,分三个层次一一进行了说明。王参元家里经历了一场火灾,连日常生活用品也被烧得一干二净,一个“唯恬安无事是望”的人遭此一劫,确实让人感到很是不幸,让人骇怕,柳宗元起初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是一种自然反应。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接着分析“中疑”的原因。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老子以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柳宗元认为,这样的等待过于长久,也是“荒诞无稽”的,对于一个有志向抱负的人而言,这样长时间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一种生命消耗。王参元所遭遇的这场火灾是否是“福”,是否预示他将要接受“大任”,看看王参元目前的处境,柳宗元并不认为“火灾”与“大有为”“能光明”之问有必然的联系。另外,柳宗元自己也命运多舛,对这类凡人相信的说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思考,因此他表示不解,表示怀疑。第三层,具体分析“终喜”的原因,这是全文的重点。王参元勤读古人书,认真创作文章,擅长小学研究,是个“多能”的进士,凭他的学问才识,早就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一展“济世救民”的才干,但到如今依旧是“进不能出群士之上”,郁郁不得志。作者把笔锋一转,直接刺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渐次展露行文的真正用意。原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当时之士追求“好廉”的虚名,明明知道王参元的才干,但因为王家有财,怕推荐了王参元就被人说是接受了贿赂,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誉仕途。作者自责自己也不能免俗,虽然担任“天子近臣”,也怕别人“窃笑”,所以,心里虽然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痛”而已,只能表示无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贿赂公行、猜忌横行、俗见混乱、积毁销骨的不合理现象,也流露了作者对怀才不遇之士的深切同情。
如今一场大火,烧掉了王家的财产,却也让王参元摆脱了多财的累名,也可算是种“幸运”,终于有机会可以推荐他了。“则仆与畿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看似滑稽可笑的话语中包含着无尽的悲哀。明明相知多年,也充分了解王参元的才学,但终究没有帮助朋友发挥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种悲哀。因此这次王参元家失火,虽然家产荡然无存,但人们自可毫无顾忌地与他交往,为之延誉,这正好为王参元扬名提供了大好机会,故值得庆贺。柳宗元庆贺王参元家遭遇火灾,正是意图借这常人看来十分“别扭可笑”的想法来有力地抨击不合理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今后可以“咸得开其喙”“授子而不栗”,所以反而“大喜”了。
接着,作者引用古人的事例来进一步表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灾,陈不救火,许不吊灾,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现在自己面对朋友家遭遇火灾,不仅不“吊”反而过分地“贺”,这样的做法貌似与古人的“不吊”相同,但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柳宗元声明自己上面所说的是愤激的反话,做的是“反事”,并不是真的希望朋友家遭遇火灾而倾家荡产。“颜、曾之养”分别指颜回和曾参的言行。《论语·雍也》中记有“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绲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这两位儒家杰出人物的言行都体现了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境界。柳宗元引用这两位古代贤人的事例目的是鼓励朋友要学习先人的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的高尚品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志趣。这两处典故的弓l用把自己的劝慰、朋友的想法和盘托出,语言简洁但富有趣味。
这封信,作者通过奇特的构思表达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在幽默的笔调中寄寓着很深的感慨。情趣事趣皆出,令人回味再三。《国语·晋语八》有“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邵昭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本文在表达技巧方面与“叔向贺贫”颇有相通之处。
上片写词人刚刚病愈,身体尚瘦损虚弱,夜晚登上望湖楼。“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因为梁朝文学家沈约体弱多病,这里词人以休文自比,说自己已衰弱到连垂腰的金带都不堪佩系了。金带是指翰林学士服饰,故此时词人正穿着官服登楼,其腰间佩系着金带服饰。这两句埋下后面心境变化的依据。“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这是词人在楼上所见所闻,词人大病初愈登高望远,顿感浑身轻快惬意,精神为之抖擞。
下片则转入了心绪孤寂的抒发。“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这两句写词人在望湖楼上与友人同僚对月畅饮,酒醒梦回,听见漏壶的声响,感到床上潮湿。其实,漏壶滴水,与卧床潮湿并无干系,这是一种艺术通感描写,听觉与感觉的相互贯通,却真实而生动地透露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绪顿然不适。于是,词人一阵孤寂感霎时涌上心头:“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可怜宵”,指可爱、可惜的夜宵。词章显示出词人此时的虚度光阴的哀怨心境,词人似乎感到心绪不定,前途未卜,而与词首的“多病瘦损”处境相互关含。结尾三句,实推衍出词人这位孤寂老人,正在人生旅途上疲惫衰弱地行进着。故词中的“徘徊”、“空度”,应是全词的词眼。
全词的妙处在于含蓄蕴藉、藏锋不露,给人以种种联想的启迪。词中的花丛暗香、和煦春风、皓月当空、箫声悠扬,组合成一幅清丽的春夜图。如此美景,引发出词人虚度光阴的感叹。词人的仕途坎坷、环境乖赛、人事艰险、国事日非等种种心理悲哀,正仍在脑海中索绕。这些心理悲哀,词人并没有正面标出,却通过“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及“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等空寂画面委婉透出,艺术手法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