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的第一首，写侠少的欢聚痛饮。
“新丰美酒斗十千”。是说新丰出产的美酒十分名贵，一斗酒价值十千钱。新丰，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新丰镇，古代那里盛产美酒。斗酒十千，使用这个数目字，目的在于强调酒的名贵，为下文的“咸阳游侠”作映衬。
“咸阳游侠多少年”。意思是说：咸阳城里的游侠们多半是青春少年。咸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秦朝时曾作国都，这里实际是以它代指唐朝京都长安。游侠，古时候称那种重义轻生死、勇于救人危难的人为游侠。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游侠都是英雄豪杰，倍受尊重和赞扬。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纵死犹闻侠骨香”，说即便侠客死了，他们的骨头也是香的。可见侠客的社会地位之尊贵。作者特别地点出“少年”二字，写出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英雄，这些少年游侠在“新丰美酒”的映衬下，越发显得豪纵不羁，风流倜傥。
“相逢意气为君饮”。意思是说：这些少年侠客偶然相逢，为彼此的意气所感动，都愿意为对方干上一杯。“意气”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轻生重义，都是侠客们所注重的意气。这句把饮酒的性质强调出来了，他们不是为了取乐而饮酒，而是为了彼此的侠义行为而庆功；他们不是熟人聚会而饮酒，而是偶然相逢，一见倾心，便不惜花费重金买酒，相互勉励。这句诗把少年侠客的精神世界揭示得十分鲜明，足以令人敬慕。
“系马高楼垂柳边”。意思是说：他们把自己的高头大马，拴在那高高酒楼前的垂柳旁边。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上了酒楼，把“为君饮”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句景物描写不仅勾画出酒楼的风光，而且对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写“马”，烘托出少年侠客的奔放、刚健；写“高楼”，烘托出少年侠客的豪迈气概；写“垂柳”，则烘托出少年侠客的风流、飘逸。可谓一箭双雕。
这首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者注意选用一系列美好的形象，如美酒，游侠，骏马，高楼等，构成画面，洋溢着一种昂扬振作的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二首，写游侠的出征边塞。
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时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写少年的勇武杀敌。
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
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写游侠的功成无赏。
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时，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
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佩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