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低吟春愁的小诗。作品寓情于景，通过一系列清冷寂寞的环境景物描写，从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心境的孤寂与凄恻。作品虽然以抒情为目的，却丝毫也不涉及心理的倾诉或客观的议论。作者的全部情绪，都通过景物的选择与渲染表现出来。情在景中，景即是情，景随情生，情景交融，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首句交代大环境。北国之春，寒意袭人，不仅点明节令，也暗示作者心头的清寒与凄冷。“恻恻”二字双关，既强化春寒的料峭，又暗指作者心绪的凄恻。门虽设而常关，既写环境的幽静，同时也写作者无人过往的孤独的处境，进一步流露出其内心的孤寂之感。
次句写“重门”之内室中的景象。香炉尚有余温，却已不再有袅袅香烟萦绕。室外既冷寂凄清，室中也没有了生机活力，到处都是一片死寂。香炉既有余温，室中当然尚有人活动，并不是无人居住的空房。但“香残”而无人续添，可见主人公心绪的慵懒。诗意至此，暗点出主人公的存在，以及他处境尤其是心境的寂寞，含蓄委婉，用笔至为曲折。
“燕子”一句，由室内的孤寂引出联想。往年的春天，这里也是这般寂寞，不过，秋去春还的燕子，也还能给孤独的居室增添一点生趣。而现在，却连燕子也不再归来，一切都静到了极点，没有丝毫的生命的痕迹。只有落红片片，表明春光逝去，还和往年一样。这一句，从晏殊《浣溪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化出。晏殊的词，从年复一年燕来花落的自然循环中，感受到年华易老，人生短暂。本篇暗用晏词而更寥落。
春光已经凋残，连燕子也不再回来，一切都陷入一片寂静凄凉，死气沉沉。只有庭外的风雨，还在淅淅沥沥，送走了难熬的永昼，迎来又一个黄昏。不过，风自风，雨自雨，似乎没有在主人公的心上掀起一丝波澜。一个“自”字，极写主人公情绪的消沉低落。“听风听雨过清明”，“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前人往往爱以独对凄风苦雨的镜头，形容人的孤独寂寞与百无聊赖。本篇却反其意而用之，连庭外的风雨，也无心理睬。真正是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了。全篇虽然没写一个“愁”字，而无边的春愁，却早已弥漫到整个世界，并自然浸透到读者的心间。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