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