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描摹北地寒冷之状。北方的天空如此阴寒晦暗，连其他三方都被映带成了神秘的紫色，给人以威压之感。天气奇寒，千里黄河冰封成一大块，万斤重的车辆也可以在上面往来奔驰，水下的鱼龙恐怕都被冻死了。三尺厚的树皮皲裂开来，它也抵挡不住严寒。浓厚的雾气将天空遮蔽得结结实实，似乎连刀也插不进去。草木上凝结的冰花，硕大如铜钱一般。海水中也有不少的冰块，在汹涌的波涛中碰撞激荡，发出清脆的声响。山间的瀑布冻成了白虹，无声地悬挂在高空。诗中虽多夸饰想象之词，但亦当有所亲历感受，或是北上潞州后所作。所谓“死”等字眼，只是用来形容奇寒之状，未必与国事或诗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有关。

　　首句“一方黑照三方紫”总写北中天色阴沉的感觉。天下分东、南、西、北四方，而北中这一方昏暗的天色竟将其余三方的天空映成了紫色。诗人用一个“黑”字即点明寒冬之意，提纲挈领，为全诗奠定隆冬酷寒的基调。余下七句为分写，除第三句外，诗人都选取了与水有关的事物，以水遇冷凝结成雾、霜、冰来突出北中的寒冷。天寒地冻，黄河冰封，三尺厚的树木表皮都被冻裂了，河水冻成结实的冰面能通过装着百斤重石头的车，落在枯草上的霜花大小如铜钱一般，迷雾浓重得刀砍不入；海面上漂浮着巨大的冰块，瀑布哗哗的流水停止了且冻结成一条玉带悬在山间。

　　迷雾飞霜、冰冻的河水、浮冰的海面、冻结的瀑布，天地间充斥着凛冽的寒气，没有一字直言“寒”却让人顿生寒意。细细读来，其中许多处描写超乎常理却别出心裁。如“黄河冰合鱼龙死”中一个“死”字便将冬天河水结冰，群鱼沉于冰下，冰面悄无声息的那种死寂刻画得入木三分，“死”描写的不是鱼龙死去，而是指寒冬的静寂；又如“挥刀不入迷漾天”一句则以极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北中雾气弥漫的情景。

　　谋篇布局，在散乱中见经营，是这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全诗没有情节贯穿，甚至也没有时间流，全由片断的景色联结而成。然而诗人也有意匠经营。在全诗写景中，首句提纲挈领。以下各句，虽说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然而除“三尺木皮断文理”外，都是写天地间水文变幻所构成的种种不同奇观，而这正是严寒统治的世界的特点。这些景观次第是冰封的黄河及河上的行车、钱大的霜花、浓厚的雾幔、浮冰充斥的海洋、冻结了的飞瀑等等，既真实，又揉合了诗人奇异的想象，从而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那里天是黑的、地是亮的，宛如一座神秘的水晶王国，人会感到寒冷，更会感到超出寒冷百倍的惊讶和愉快。

　　遣词设喻，于无理处得奇趣，是此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读者拘泥于常识，自然常识和语法常识，那么就会对《北中寒》的诗句逐一加以“订正”：黄河冰合时，应是鱼龙潜底。说“鱼龙死”，没有道理。《汉书》谓“胡貉之地，阴积之处，木皮三寸”，不是“三尺”；是“百石重车”，不是“强车”；是“上河冰”，不是“上河水”；迷露可说挥刀难破，不是“不入”。然而所有这些无论从事理上还是措辞上对常规的违逆，都包含着独创的匠心，都是出奇制胜。“鱼龙死”意味着河水全体冻结，注重表现异乎寻常的严寒，无理而有趣。“百石强车上河水”的“水”即是“冰”，但用“水”字则取得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抽刀断水水更流”虽更近乎常理，而“挥刀不入迷濛天”则别有神奇之感，可见那北国之雾特别的稠密。虹本有七彩，而“玉虹”的铸辞，更强调冻瀑的透明，而透明中亦能折射出不同的色光，给读者十分奇异的语感。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这是一首歌颂大丈夫从军赴边、生死搏战、凯旋受赏的诗。全诗表现出主人公从戎报国、立功边域的远大理想，赞扬了他的英雄豪迈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整首诗语言明快、格调高昂、气势磅礴、意蕴深长。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开篇二句，诗人就将一个装配齐备，身跨战马，奔腾如飞的勇士形象突兀地推到读者面前，使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挟天风海雨而来之势，显得奇警迅猛。此诗起调显然受到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但不同的是《白马篇》在“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突起之后，却以慢笔插入“借问谁家子”以下大段铺陈，写“游侠儿”的生平和高强武艺。高适却将这些一概摒弃，快人快语，一腔豪气，一泻到底。所以，三、四句再从“天子怒”“将军雄”两方面予以渲染。这样，勇士的赴敌就更理直气壮。再加上“将军”的雄武，愈发增加了胜利的信心、立功的热望。开始四句，痛快豪壮，层层蓄势，已将勇士的形象渲染得气势如虹，这样就使下文“快战”场面的出现水到渠成。

　　“万鼓凭殷地”以下八句，将主人公赴敌过程的细节一概删掉，直写战阵的壮阔。同时加以生动的夸张和想象，突出大战的激烈和唐军的英勇。万鼓齐鸣，犹如惊凭震天动地；千军万马，红旗飞扬，恰似烈火借助风威。战士们精诚贯日月，使其留驻空中；“阵云”冲山岳，群峰为之晃动。这样神勇的军队，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文势至此高潮，陡然收住，如截奔马，使之折入对主人公心胸的袒露，与起首相呼应。

　　一般说来，在文势的高潮突转，比较难以为继，它必将聚集起更大的力量，才能再掀波澜，否则就有龙头蛇尾之弊。不过这种担心对高适来说显然是多余的。他的万斛豪情，不如此就不能尽情发泄，故自“万里不惜死”以下八句，感情突破陡煞的闸门，冲天而起，再奋逸响。因为直接参战的主人公，他的理想就是到金戈铁马的战场上去搏击，是以“万里不惜死”的无畏追求而得到“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的最高奖赏。因此，他被这撼天动地的战斗场面鼓舞，为自已能建功立业、凯旋受赏而欣喜若狂。自然，对于皓首穷经、老于牖下的平庸书生生活，他是不屑一顾的，因而以“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这样的英雄豪语，把主人公安边定远的壮志、豪宕不羁的精神，如狂飙勃发般地倾泻出来。

　　高适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抒情，以饱含着强烈感情的语言，率直地表现诗人的深刻感受。诗中汹涌奔腾的感情，既峰峦迭起，又一气贯注，感情的洪流愈泻愈强，毫无衰减，如骏马注坡，不可羁勒。

　　此诗借美人遭嫉，埋没胡沙，丑女受宠，立为后妃媸妍颠倒的现象，喻有才之士遭嫉贬斥，无能之辈反被重用。

　　全诗可分两段。前六句叙事，用铺垫的手法写明妃的美貌。后四句议论，指出媸妍颠倒的不合理现象，为太白自叹遭谗被斥。

　　诗人以极深的爱慕之情赞扬了王昭君之美丽:以人比花，花人相似；以汉地、胡地对比，则“胡中美女多羞死”，“胡中无花可方比”。“胡中美女多羞死”及“胡中无花可方比”两句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偏见，但这里为的是强调昭君之美，且诗的落脚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下文：即象王昭君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本应让她去其相称的去处，可是事情恰恰相反，却被恶人陷害，“埋没胡沙”，像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名钟离春）那样丑陋，竟至“翻在深宫”。所以诗人又以极为愤怒之情，谴责了妍丑不分、黑白倒置那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黑白倒置、有才华的人受气，诗人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诗中所鸣的不平，在极大程度上也是诗人个人怀抱的抒发。

　　当时宦官、军阀以及朋党，无不是一手遮天，认钱认势不认人，他们毫无人格，毫无人性，排斥异己，压制有才能的人。诗人李白就是被排挤、被压制的一个。诗末“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两句，集中地表现了作者对人才埋没的强烈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