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在李商隐诗中，具体表现为对自然景物的静照观赏、对山村野趣的忘我流连。诗歌首联写与田叟相逢之情景。颔联写所见所闻，皆为田园生活之景。颈联把田叟不以世事为怀与官场得志升官者进行对比，一歌颂一讽刺，表明了作者的爱憎。尾联用野无遗贤典故，既赞美了田叟，也讽刺了当权者。
全诗语言精工，用典精当。田园生活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俗人际关系相比，纯朴厚直、了无机心的田叟也能使诗人感受到返朴归真的禅意，自然清景，对于红尘喧嚣的世人，具有净化心灵、抚平躁动的效用。受无常左右的凡夫俗子，蝉蜕红尘，就可以在大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官场污浊的憎恶。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这是作者送给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汉阳使君的一篇词章，汉阳使君姓名无法知晓，从词中知道他二人阔别十年，重会于大别山，感触颇深，因而赋词相赠。
上片起首二句，一语双关，既写人又写山，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别山，我的朋友，高高地耸立在西州，十年后重新相会，山色依旧秀丽，映照着友人那清亮的眼睛，多么令人欢愉！下面转入对往事的回忆，“常记”三句，“鲒狂客”，指汉阳使君是一个豪爽狂放之人，拄着杖披着羊裘，在大雪初停时邀请自己登楼赏景，那时的大别山一派迷人的夜景，使人心醉，在千仞群山中，月亮从山头腾然升起，如被山吐出一样，明月照水，水光又映照楼台，使楼台通明，景色是那样清秀明澈，挚友们在一起畅游，逸兴豪情，何等尽兴！
下片从回忆到现实。“黄粱梦”三句，写经过十年的岁月，国家由盛转衰，空有爱国之心，但仕途蹭蹬，壮志难酬，这一切都如黄粱一梦，眨眼之间，匆匆十年。“与君邂逅”五句，又从感叹转入眼前，现在友人邂逅相逢，两人豪兴不减，重游大别山，举杯痛饮，畅论古今，但两人都坎坷不平，胸怀愤懑，现在只能是“英雄骨冷、清泪难收”了。“骨冷”就是“心冷”，他们满腹爱国热情，徒遭打击，渐至冷却，只能为国洒泪，痛心疾首。最后以“鹦鹉”二句收束全篇，现在没有谁还能像祢衡一样作《鹦鹉赋》。在长满萋萋芳草的鹦鹉洲上，只留下满腔遗恨，是祢衡的遗恨，也是作者及其友人的遗恨。
词作情景结合，境界宏大，写景状物，雄伟开阔，豪情逸兴与身世之志并寓其中、慷慨激昂，旷达豪放。
全篇词感情豪迈粗犷之中见真情，作者再现了大别山纵横辽阔、莽莽苍苍的雄浑境界，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起句“大别我知友”，用拟人手法，赋予大自然以情感意识。大别山成了词人的“知友”，“突兀起西州”句，笔势突然跃动，呈现大别山的挺拔耸立；这里“西州”指汉阳军。在突兀雄壮的大别山前，激起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涛：“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阔别了十年的山色，景色依然清秀如故亲切自然。十年前作者曾游此山，连及当年邀陪游山之人：“常记鲒碕狂客，邀我登楼雪霁，杖策拥羊裘。”寥寥几笔，朋友的豪放性格又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鲒碕，又称鲒碕，山名，在今浙江奉化县东南。此“鲒碕狂客”指“汉阳使君”，点出其籍贯。
“狂客”二字，从唐朝贺知章自号的“四明狂客”而来。四明宋时称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鲒碕山在其境内，故称“鲒碕狂客”，显然以贺知章为比拟，写出这位汉阳使君的豪逸狂放：“杖策拥羊裘”，通过拄杖披裘的艺术形象，表达十年前朋友相逢时一块儿雪后汉山的快乐的情致。衬托了大别山雪后的迷人的凌晨景色：“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千仞群山，配以一轮残月，同时月光照着清澈的湖水，水光又反映入楼台，真是一派景色优美，感情飘逸的山光月色。“残夜水明楼”出自杜甫的《月》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王以宁袭用诗语，再现了与故友同游的美好回忆：雪天月夜的大别山，景色清秀明澈，两位挚友登山，逸兴与山月水色一起充满宇宙。
词的下片，作者以飞动的笔调，把久别相逢的激荡豪情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十年的漫长岁月，个人的宦海浮沉，犹如黄粱一梦。“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过片承上启下，与上阕的“常记鲒碕狂客”相衔接，这次重游大别山，是作者在经历了打击、折磨之后，但没有使词人颓丧消极，反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发展比十年前更加成熟深沉。这里的“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句，与上片“邀我登楼雪霁”遥相呼应，过去是雪后“杖策拥羊裘”登上山头，这次老友之间因偶然的机会相逢，“相逐飞步碧山头”但是彼此豪兴仍不减当年。“碧山头”指大别山巅。巍峨的大别山，又一次迎接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在“碧山头”举杯痛饮，畅谈今古，两人都壮志未遂，悲愤填膺。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生死之友“举杯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这一句写重游大别山的种种感慨，叹息过去“英雄骨冷”，现在想来清泪难收。古代如此，现在又怎么能改变得紧接着从汉阳鹦鹉洲的眼前景致联想到祢衡作《鹦鹉赋》的故事，因此作者以“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洲”结束全词。表现了作者的事不随愿，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这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上，只有满腔遗恨！他借《鹦鹉赋》为喻，道出了胸中的郁积：“飞步碧山头”的激烈情怀，在面对鹦鹉洲的怀古幽思中，又逐渐地趋于低潮，陷入沉思之中。
词意是“呈汉阳使君”，记叙作者与老朋友汉阳使君的深厚情谊。王以宁对两次游览大别山的描写，文笔飞动：第一次逸兴遄飞，壮志满怀，但还没有经受过压抑的痛苦；第二次“飞步碧山头”，是在仕途险阻、人世变迁之后，感情转入苍凉深邃但词人的心理却更加成熟。词篇所展现的，是豪迈而细腻的感情体验，是壮阔宏大的突兀山峰，是千仞丛山中的月色和令人深思的“残夜水明楼”，是芳草萋萋析鹦鹉洲的怀古幽怨。词人在强烈动荡的思想情绪中，动用动静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将大自然的环境与作者的感情波澜和谐地统一起来，“相逐飞步碧山头”，这句是写朋友邂逅相逢的万千感慨，极其激动，在翠碧的山峰上飞步相逐，情趣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境界；本来是静悄悄的大别山的黑夜秀色，大别山头的月夜群峰，亦为词家一阵阵飘动的情绪狂澜所掀动所感动。动静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词篇音调飞扬，顿挫有力，笔飞墨动，纵横豪石，独具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