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
这支曲子是写妙玉身世遭遇的，妙玉貌美质高，带发为尼，却不能为世俗所容，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全曲情感沛然，层层递进，充满了悲凉的情绪，激越的情绪在字里行问翻腾起伏，令人扼腕既叹，不忍卒读。
“气节”两句是说妙玉的品格象兰花那样高贵美丽又芳香，才华胜过神仙。首句暗示妙玉出身贵族家庭，因家庭破落，父母双亡，自小多病而带发修行的身世。“天生”句是说妙玉一生孤僻，又有酷爱清洁的癖好，世间难容。“你道是”二句，是说妙玉出家吃斋，视吃肉食为肮脏，把穿绮罗当作庸俗。“却不知”两句，是说妙玉品格高尚却遭妒忌，过分洁净被人嫌弃。这两句是对妙玉品格总的评价，有总结上文之意。“可叹这”两句，是说年青女子在尼姑庵虚度青春，贵族女儿的年华消耗尽，算是可悲可叹。“可叹这”，“辜负了”，流露出作者对妙玉带发出家为尼，虚度年华的同情。“到头来”两句，是说妙玉的悲惨结局。妙玉出家为尼，常为风尘间儿女痴情所困扰，有违出家之初衷；最后被强盗劫去。据小说介绍，妙玉出家后，与宝玉仍眉来眼去。一次在给宝玉的请贴中，落款自称“槛外人”。结句是说妙玉这样的品高貌美名门女子，却与王孙公子无缘，为强盗所虏糟蹋。
“世难容”写妙玉的身世、品格、遭遇和结局。她出身于苏州的名门贵族，因家破落，父母双亡，小时多病，带发出家为尼，居住在贾府的栊翠庵中，依附贾府这样的权贵。她自视高贵酷爱清洁，连刘姥姥喝过茶的成套杯子也要甩碎。她自视清高，称黛玉为大俗人，但她又自称为“槛外人”，与宝玉交往甚密，且眉来眼去。最后落得个“白玉陷泥潭”的结局。这一切表明，以出家为尼，想了却尘环中的痴情和恩怨，成为一个高洁的人，最后却没有成为正果，升天成仙而去。她始终为儿女情所困扰，并随着贾府的没落而“白玉陷泥潭”，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曹雪芹对妙玉命运的构思与安排，即活于人世间而想不吃人间烟火，有如拨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原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中的情调是低沉悲凉的，流露出作者对官宦小姐不幸结局的深切同情，这不能不说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这是一曲女性悲剧的哀歌。像一切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部不能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必然为这个社会所摧残、所毁灭一样，妙玉是许多不幸女性中的独特的一个。曹雪芹在这支曲子里，对这个少女的身世和难堪的人生结局，寄于诚挚而深切的哀怜；同时，对她的气质、才华的高洁、超逸给予盛誉，从而对宗教、社会、权贵和其他恶势力进行了义愤填膺式的控诉和抗议。
全曲以对妙玉的高度赞誉发端，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这个不幸少女的根本态度。一个十八岁的美妙丽姝，却不得不在“青灯古殴”下葬送青春，虚掷生命，只能为之深深悲叹。然而，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不堪的悲剧正不断向她袭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