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汉文帝求贤在未央宫前殿召见被贬的臣子,贾谊的政治才能无人能比。
可惜文帝半夜移膝靠近贾谊听讲,不问百姓生机只问起鬼神之事。
注释
逐臣:被放逐之臣,指贾谊曾被贬谪。
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了许多重要政治主张,但却遭谗被贬,一生抑郁不得志。宣室:汉代长安城中未央宫前殿的正室。
才调:才华,这里指贾生的政治才能。
可怜:可惜,可叹。
虚:徒然。
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
苍生:百姓。
问鬼神: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关于本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谓此诗为李商隐在公元848年(大中二年)正月受桂州刺史郑亚之命,赴昭州任郡守时所作。另一说为杨柳提出,认为此诗当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李商隐离开桂林北上后滞留荆巴时期所作。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此诗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第二次出塞时期。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的器重,他的大多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即万即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文思开阔,结构缜密。共分三个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早晨起来看到的奇丽雪景和感受到的突如其来的奇寒。挂在枝头的积雪,在诗人的眼中变成了一夜盛开的梨花,和美丽的春天一起到来。前面四句主要写景色的奇丽。“即”、“忽如”等词形象、准确地表现了早晨起来突然看到雪景时的情形。经过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接着视线从帐外逐渐转入帐内。飞雪进入珠帘,打湿了军帐。诗人选取居住、睡眠、穿衣、拉弓等日常活动来表现寒冷,如同选取早晨观雪表现奇异一样是很恰当的。虽然天气寒冷,但将士却毫无怨言。而且“不得控”,天气寒冷也会训练,还在拉弓练兵。表面写寒冷,实际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更表现出将士们乐观激昂的战斗情绪。通过人的感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中间两句为第二部分,描写白天雪景的雄伟壮阔和饯别宴会的盛况。“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塞雪景,反衬下文的欢乐场面,体现将士们歌舞的积极意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在主帅的中军摆开筵席,倾其所有地搬来各种乐器,且歌且舞,开怀畅饮,这宴会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第一部分内在的热情,在这里迸发倾泄出来,达到了欢乐的顶点。
最后三句为第三部分,写傍晚送别友人踏上归途。“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归客在暮色中迎着纷飞的大雪步出帐幕,冻结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白雪中显得绚丽。旗帜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形象是将士的象征。这两句一动一静,相互映衬,画面生动,色彩鲜明。“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用平淡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将士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字字传神,含蓄隽永。这一部分描写了对友人惜别之情。
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丽、丽中有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刚柔相间,急缓相济,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情。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是西汉辞赋家枚乘写给吴王刘濞的一封信,写在吴王叛乱之前。出自《汉书·枚乘传》,萧统将其收录于《文选·卷三十九》。在这封信中他指出武王的所作所为十分危险,并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最后指出做事从开始就小心谨慎,自然没有危险。
作者在对吴王的个人野心劝告的同时,还启发人们做事要防微杜渐,随时警惕,不要妄意孤行。全文多用隐语、比喻,反复说明。表现手法别开生面,很有特点。
全文分三层意思。首先指出吴王刘濞的所作所为非常危险,如“以一缕之任,系千钩之重”,其次说明要想没有危险,就不要做冒险的事,并暗中指出吴王图谋反叛的行为是掩盖不了的,“欲人勿知,奠若勿为”,最后说明要防微杜渐,要把祸患消灭于未形成之前,暗中劝吴王及早打消反叛的图谋。文章揭露的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对统治阶级内部个人野心家的劝告,但就做事要防微杜渐,不要一意孤行这一点来说,对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此时刘濞虽已蓄意谋反,但还没有完全暴露,不好明明白白指出他反叛的阴谋,所以全文多用隐语,只在开头和结尾处略见劝告之意,中间全用比喻,反复说明利害,意在促使对方猛醒。枚乘虽然没有贾谊、晁错那样的方略和志向,但还是以披肝沥胆的言辞,积极写下《上书谏吴王》,规劝对方不要起兵,表现出对国事的关心,写得很有感情,颇有特色。全篇比喻层见叠出,行文委婉含蓄,叙事说理详明,是颇富文采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