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中唐著名诗人。他壮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五十岁时被授为溧阳县尉。怀才不遇，心情抑郁。在他上任之际，韩愈写此文加以赞扬和宽慰，流露出对朝廷用人不当的感慨和不满。
文章内容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述“物不平则鸣”的道理。从草木、水受外力的激动而发出声音，论及人的言论、歌、哭，都是因为有所不平的缘故。
第二段，列举自然界多种现象论证“不平则鸣”的观点。例如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就是最善于发出声音的东西；而上天则用鸟鸣、雷鸣、虫鸣、之声来告诉人一年四季的推移。这就为下文阐述“人也亦然”打下论证的基础。
第三段，论证人也如此，不平则鸣。文章承接上文，从自然界论及人类社会，从唐虞、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谈到隋、唐，列举了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论证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
第四段，从唐朝的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一直说到孟郊、李翱、张籍，认为他们都是善于用诗文来抒发情怀的人。作者发问：孟郊、李翱、张籍三人的优秀诗文，不知是上天要使他们的声音和谐来歌颂国家的兴盛，还是要使他们穷困饥饿、心情忧愁，而为自己的不幸悲歌？最终点明题旨：“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借以抒发对孟郊怀才不遇的感慨。
文章运用比兴手法，从“物不平则鸣”，写到“人不平则鸣”。全序仅篇末用少量笔墨直接点到孟郊，其他内容都凭空结撰，出人意外，但又紧紧围绕孟郊其人其事而设，言在彼而意在此，因而并不显得空疏游离，体现了布局谋篇上的独到造诣。历数各个朝代善鸣者时，句式极错综变化之能事，清人刘海峰评为“雄奇创辟，横绝古今”。
第一首：此诗作为组诗首篇，有“小序”作用。大意是：诗人要从淇水上游的隐居地南渡黄河到梁宋一带去，虽然在黄河边放眼远望的时候很多，但此次一路跋涉，面对长河落日，感慨于背井离乡，与亲友天隔一方，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决心继续漂泊天下。
第二首：作者渡黄河见汀渚满眼小鸟中，一只高洁轩昂的黄鹄，它的惊人之飞鸣尚不为人所认识，但它不屑于与众鸟一起争食，并不急于展示一飞冲天的资质和才能。托物言志，黄鹄就是尚未发达的诗人自己。
第三首：作者接待一位老年隐士的来访，这位隐士三十年来在淇河以垂钓谋生，生活清贫但心绪坦然。头发全白但容颜美好。
第四首：前四句写黄河、尤其是淇河两岸的秀美景色。满眼是翠竹大树，水流汩汩，孤城远山。后四句写诗人对路途遥远和与亲友久别的憾恨之情。
第五首：作者渡黄河时眺望彼岸山川大势。首二句写泛舟黄河。中四句写黄河北岸太行山耸入云天，与黄河相映成趣；山之高峻与水之深险形成对比。末二句抒发渴望见到江湖贤才。
第六首：旅途登滑台，既抒发离忧，又触景怀古，对东晋、刘宋国势不振，北方异族入侵表示感慨，实际上寄寓著作者对当时唐代边防的关切。
第七首： 此诗写逆黄河水流而上在荥阳一带观看楚汉相争旧迹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厌恶战乱、向往和平的思想感情。
第八首：唐代黄河流经滑州，淇水流入黄河。《元和郡县志》谓滑州白马县“黄河去外城二十步”。此诗写作者泛舟黄河眺望北岸淇水入河口所见，特写在平旷的淇滨土地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
第九首：此诗分三部分：前四句是作者的自述，写行程路线及最突出感受，自北而南，满目情形大体相似，可见“农夫苦”已成普遍现象；中六句是农民诉苦，具体描述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无所收获也就是必然的了；末二句自抒怀抱，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表达了作者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自己欲救无门的愤懑心情。高适能于盛世背后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题材，在盛唐诗人中大约以此篇为最早。此诗在艺术上全用白描。叙事、写景、抒情融于一体，语言自然朴素，不加藻饰；真情真景，如在眼前。其次，感情极为深沉凝重。既有“深觉农夫苦”的猛烈迸发，又有叙事中的深沉悲痛，还有报国无门的愤懑不平。总之，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无不一以贯之。
第十首：作者泛舟黄河经瓠子决口（在今滑县）时凭吊汉帝治河功绩所作，高适以大禹比武帝，讴歌武帝在黄水决口瓠子时，督率军民斩竹塞口，功成滑台，千古留名。
第十一首：此诗写初夏时节诗人在滑台泊舟时所见淇水入河口一带景色：淇水两岸桑树成行，蚕农们都在忙着采摘桑叶。诗人在水边与打鱼、砍柴的聊天，怀念先前的隐居生活。
第十二首：此诗写诗人弃船登岸，在黎阳山一带徜徉，怀念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密生前业绩。对李密首举义旗、动摇隋朝根基的功勋给予充分肯定，对他缺乏智谋、未成王侯之业表示惋惜。
第十三首：此诗写高适在黄河边结识的一位高龄渔者，赞扬了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高尚情操。
这首诗描写真州景物风情，表现了真州景物的美丽、真州风俗人情的淳朴。
清新自然是这两首诗的特点。诗中景物淡远幽雅，特别是前一首写渔村的景物，为前人之诗所少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些景物都好似是诗人触目所见，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所表现的诗情画意也是十分自然，宛如一幅天然的渔家生活图画。
其次是含蓄而有意味。作者虽在描写景物风情，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含而不露地隐藏其中。前一句描写渔村景物和渔人生活，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渔村美丽景物和渔人自食其力生活的赞赏。后一句描写真州农村的耕作和习俗，也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真州农民勤劳和淳朴人情的喜爱。含蓄的写法，使两首诗情外有味，读者若不细心思考品嚼，很难理解作者实际情感，自然也难于见得其诗之妙了。
清人评曰：“第四句乃此诗精彩佳妙所在，为一篇之主，前三句凑泊成趣，为一篇之客，此诗请客之法也。但主客要照应相配。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