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首联“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新来百感并。”诗人说自己滞留燕京四年，虚耗了精力，空度了年华，尝遍了酸甜苦辣，时逢寒秋，更是百感交集，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书剑”指代文士生涯。以书耀文，以剑显武，是古代儒生本色，是诗人的骄傲。“滞”是不通不畅之意，说明命运多艰，仕途蹇涩。此联上句突出诗人形象，下句“更”字使诗意推进一层，将感情强化，引出“百感”。秋来更增百感，源于“宋玉悲秋”。宋玉《九辩》开头就高唱“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后，它就引发了许多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联想，也成为诗歌创作的触媒。
颔联“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无处访荆卿。”承接上文“百感并”，写其所感。诗人在秋色触目，忧愁苦闷，百感交集之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古人，一个是郭隗，一个是荆轲，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战国策》、《史记》均有燕昭王礼聘郭隗的记载。《史记·燕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隗改筑宫而事之。”《文选》李善注还载有燕昭王于易水边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的故事。两千年来，燕昭王成为礼贤下士的代表人物，郭隗成为文人学子羡慕向往的榜样。
荆轲亦曾受燕太子丹特殊礼遇，同时他还有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而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卿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今云“市中无处访荆卿”，即伤心知己无从寻觅，又隐指像荆轲那样的际遇今己难逢。怀念郭隗，寻访荆卿，表明诗人企盼受到当权者的尊重和厚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英主难逢，古贤远逝，徒令寒士唏嘘感喟而已。两句用典，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其悲秋之情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颈联“浮云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徵声。”放眼远望，万里浮云呈现一片灰黯颜色。顷耳细听，飒飒秋风里传来千年回响的变徵悲音。上联主要是怀古，此联转入了伤今。诗句展现出北国秋色的壮阔景象，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片“伤心”颜色，他听到的却是一种“变徵”哀声。变徵声：变徵为古音阶之一。古人把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又有变宫、变徵二声。变徵音色凄凉，宜于悲歌。“变徵声”与上联“访荆卿”照应。诗人在秋风中仿佛听到了变徵之声，一方面寄托对荆轲的向往和怀念之情，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心境的悲凉。旅京无托，志士失意，不免感到万物同悲，此融情入景也。
尾联“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此尾联收束全篇。京都四年，怀才不遇，知己难寻，在萧飒秋风中，百感交集，憋闷郁结，欲以长歌排遣，却又意兴索然，心情颓丧，只好寻找身份低贱的仆夫隶役共话生平，一诉衷肠了。驺卒：官府服贱役的仆隶。南朝梁人谢几卿曾于闹市与驺卒对饮，为放纵不羁之士所激赏。作者此语既有失意于上层社会，欲到平民中寻觅知己的想法，又有放纵情怀，不计穷通得失的意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前面两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联徒然收回，强自压抑，另辟通途，便产生了沉郁顿挫、纵放自如、悠然意远的艺术效果
此词上片起笔“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用工笔描绘出梨花亭亭玉立于艳阳普照的绿草地上，合时合地，静穆归一。“素肌”喻梨花之色白。李白有诗：“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梨花开晚春时节，故说“应怯余寒”，“应”字，下得轻：“艳阳”，《花间集》毛熙震《小重山》：“群花谢，愁对艳阳天”；杜牧诗：“带叶梨花独送春”。梨花开时春草已长，所以说“占立青芜地”。“素肌”“怯余寒”“占立”，都是用拟人化手法。接下来，词人把境界再扩大，“樊川照日，灵关遮路，残红敛避”。这三句，用豪放之笔，勾画出一极壮阔的空间。此下，词人转笔写梨花开落的时间：“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美成将这两句诗概括成“传火楼台”四个字，极形象而有境界。这里的“楼台”即韩翃所称的五侯家。“传火楼台”四字合时间、空间而成境界。这三句中每句都切时令暮春，点化前人诗句，而能袭古弥新，使梨花的形象更为鲜明。最后以情结束上片内容，“亚帘栊半湿，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亚帘栊半湿”，应解为半湿的梨花树枝压窗牖上。美成常用这种“拗句”作提笔入情，成为一篇之“警策”。白居易诗：“闲折两枝时手”。《花间集》薛昭蕴《离别难》：“偏能勾引泪阑干”。词人化用一诗一词之意，提炼成为“一枝手，偏勾引、黄昏泪”，“泪”前加“黄昏”，点明时间，此泪，是伤春之泪，甚而是怀人之泪，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过片出人意表，用“别有”二字急转，变换境界，以雄健之笔，宕开写去，用唐明皇以汉武帝梨园旧址，选子弟教法曲之事，创造一个新的境界。“风前月底”，只四个字，把当年明皇梨园的风流韵事作高度概括，“布繁英，满园歌吹”，想见当年梨园里梨花香雪，丝竹管弦，何等兴会！紧接用三个四字句：“朱铅退尽，潘妃却酒，昭君乍起”，再渲染梨花的洁白和梨花的性格。第一句喻其纯净。第二句将南齐东昏侯潘妃引入。史称妃颜色“絜（洁）美”。却酒不饮，红色不上脸，保持其洁白本色，以衬梨花之白。第三句，借琴操昭君歌有“梨叶萋萋”之句，便以昭君这位历史人物的美丽形象来作比兴。这一韵和上片第一韵同是运用拟人化手法，至此，就梨花本身传神写照，已无须再多言之。故下一韵起忽然转从对面落墨，于比较中见尊崇之意。首先拿来对比的是李花。李花也是白色的。韩愈诗：“风揉雨练雪羞比，波涛翻空杳无涘。”（《李花赠张十一署》）王安石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寄蔡氏女子》）作者由此化出“雪浪翻空，粉裳缟夜”二句，谓此李花“不成春意”，自不足以比梨花。以一“恨”字领三个四字句：“玉容不见，琼英谩好，与何人比！”白居易《长恨歌》用“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太真妃的容貌，又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她的死，取其句意，词人这里暗指太真妃已再也见不到了。”琼英谩好“，琼英，谓雪。雪又称作”玉妃“，此双关雪与人。结句发出梨花的标格如今无人可比的叹息。
这首词以秾艳著称，但实际则极尽沉郁顿挫之能事。上片结以情语，下片旧至比兴，塑造了梨花无人可比的精神风致，音韵有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