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第一首小令着重写由旱而雨的转变给作者带来的畅快心情，一场雨水的到来让人们能够“欢颜笑颜”；第二首小令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描写了雨后庄稼茂盛生长之景。全曲借景抒情，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轻快活泼，饶有情趣。
第一首，无尽等待之后雨水终于降临，绵绵连连地下着，冲刷着灰头土脸的村城，充盈着枯渴已久的水井，滋润着裸露龟裂的河床。作者望着及时好雨生发出幸福憧憬：田家能够吃到用高粱米煮的“薥秫饭”，书馆中清贫的生活也有了保证，耕读生活因为雨水的降临而显得更为安然自适。由己及人想得再远些罢，仿佛又已经看到秋天人们收完田间庄稼，带着欢颜笑语来到场园中纳稼，相互诉说着自家今年丰厚的年成。因为好雨带来的“年成变”让作者心间欢喜无限，而通过作者笔下欢快的联想又仿佛看到了农人们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真切感受到农家平凡但不平淡的安乐生活。
第二首，作者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由景生情的生动描写更能传达作者昂扬快意的情绪。“初添野水涯”从视觉上写出雨水降临使得野水漫涨的开阔景象，着一“初”字生动地写出作者因为长久热切的期盼而对雨水降临之时的分外关注，含蓄地传达出等待雨水的焦急心绪以及喜雨初降的疏放快意。“细滴茅檐下”则能从听觉上感受到雨水顺着茅檐滴落发出滴滴答答的轻快雨声，用一“细”字既写出雨水的细密丰沛又写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同时将喜雨带来的快感渗透在曲句之中。“喜芃芃遍地桑麻”描写的是作者在雨中看到的可喜景象，用“芃芃”二字写出遍地桑麻在雨水的浇灌下生长茂盛的样子，直接用“喜”字强化雨中观望的欢快情绪，对于农人来说，及时雨能够带来的好收成比什么都值得高兴。前三句写雨景，景语句句含情，作者因喜雨而生发的“喜”的情绪溢于言表。
“消灾不数千金价，救苦重生八口家”，作者饱含深情地写出普通百姓靠天吃饭的真实心声，由此能够真切体会农人在遭受旱灾、濒临绝境之后突逢淋漓喜雨陡然畅快、喜不自胜的心情。作者在表述中将喜雨拟人化，使得喜雨具有了为百姓消灾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胸怀，直剖心声式的叙写让喜雨具有了别样的生命情怀，更加突出作者对及时喜雨的盛赞和感激。
小令的末三句，写作者目睹好雨连绵，因为满心的喜悦生发出美好的想象：花开得热烈，瓜结得硕大。作者巧妙地将全曲的焦点收束在“葫芦棚”中一个耀眼的“赤金瓜”上，由点及面地遐想喜雨之后的一派丰收景象。此首小令描摹细致、想象鲜活，通过自然纯朴的语言，按照盼、看、听、想的内在思路，使难以言表的喜悦情绪在字句的锤炼、意象的捕捉、细节的描写中完全迸发出来，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
综观两首小令，因为及时好雨而生发无尽喜悦，一方面展现了归隐田园的作者源于生活的真实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具有悯农情怀的作者与农人息息相通的深层情感。语言清新活泼，情感强烈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及时好雨的赞美、感激和喜爱。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朱熹在词中注入了自己独特的儒家哲学思想，一改原诗的消极情绪，推陈出新地化出了积极意义。词人登上秋山后，倒影在江水中的无限秋景映入眼帘，却只落笔在“云影”二字，意境深远。此时仰头又见大雁欲飞向南方度过寒冷的冬天。紧接着，词人自问“携壶结客何处”，答得却是“空翠渺烟霏”。语间似答非答，表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那烟雾缭绕漫山碧翠中。
交代了时令、景致、人物，词人开始借机抒发人生感慨。他说尘世多俗事，营营扰扰，难得有畅心的片刻。但是今日不同，不但可以登山，还可以把紫萸、黄菊插满头，玩得尽兴了再回去。“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壮阔抒怀，颇有几分及时行乐的意味。
“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好似词人当面劝酒，要同行宾客趁着这良辰美景酩酊大醉一次，无须推辞，浪费美好光阴。“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一句，词人把人生在世比作寄生，既然它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何苦对着落日余晖自伤自怜。
之后，词人的思想穿越古今，词境顿然开阔。他想到古往今来，沧海桑田，有无数的春花开了又谢，亦有无数日的月亮盈了又缺。在词人看来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恒定变化，也正是因为这种循环变化的存在，自然才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那更有危机”是说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再有危机感。
“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化用了春秋齐景公的典故。有一次，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着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流露出一种无法挽回逝去时间的伤感。朱熹反问“何必独沾衣？”人世无常，变幻难定，无人幸免，所以无须太执着。
杜牧在诗中的旷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慰，令人压抑。而一经朱熹化用之后，把自然与人生结合，成为了积极面对人生的寄语。词人点石成金，以理性的思辨解读生活和自然，不失为大快人心。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