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说人物林黛玉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颔联写海棠花的白与洁；颈联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尾联写相思之情，与首句遥相呼应。林黛玉借咏颂白海棠，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全诗采用了比喻、象征、拟人、设问、神话传说和直抒胸臆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全诗生动活泼，风流别致。
林黛玉这首《咏白海棠》与薛宝钗淡而不露的风格不同，此诗淡化了现实的外部环境，突出了诗人的主体形象，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首句写看花人。“半卷湘帘半掩门”，看花人与花保持着一段距离，这就为下文写看花人的想象提供了条件。看花人从房内望去，看到白海棠，得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白海棠的高洁白净，由此想象到，栽培它的该不是一般的泥土和瓦盆，“碾冰为土玉为盆”，从侧面烘染白海棠的冰清玉洁，想象别致。无怪乎此句一出，宝玉便先喝起彩来：“从何处想来！”
颔联直写白海棠，写来对仗严谨，而又天然工巧。最难得的是它不是苍白地写白海棠的白净，而是说它白净如梨蕊，这就在白净的颜色上突出了其高贵品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出其有梅的精魂与风韵。“偷来”、“借得”的说法，更增添了诗句的巧妙别致。在林黛玉笔下，白海棠绝没有世俗的污浊，却有梨蕊的高洁、梅花的傲骨。白海棠的这种精神品格，其实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体现。众人看了，感受到的当然是“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颈联则紧承上联，以比喻笔法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以月宫仙女缝制的白色舞衣作比喻，形容它的素白，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它的美好形态。“秋闺怨女拭啼痕”，同是比喻，感情却有变化。秋天萧瑟，又是深闺怨女，并且在“拭啼痕”，虽仍写海棠的高洁白净，带有愁戚伤感的感情色彩。这当然又是林黛玉的“别一样心肠”，写来只是“不脱落自己”（脂评），是林黛玉乖僻孤傲、多愁善感性格的流露。
尾联，笔墨重又回到写看花人，写来情景交融，娇羞默默。倦倚西风、欲诉衷肠的既可是花，也可是人，看花人与白海棠完全融为一体。不过重点应落在看花人身上。林黛玉是在托物抒情。从章法上说，“娇羞默默”、“倦倚西风”，与首句的“半卷湘帘半掩门”相呼应，照应开头，结束全篇，结构完整。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上两句感情的必然发展。它从形神两方面写出看花人亦即林黛玉的内心世界，把她寄人篱下、无处倾吐衷肠的感伤情绪刻画得极为深刻。由于林黛玉紧紧把握住了看花人与花的感情联系，诗中景中有情，情由景生，意与景浑，白海棠的形象成了林黛玉自身的象征。
林黛玉的这首诗不仅是风流别致的，亦是含蓄浑厚的，只不过白海棠形象的内涵是林黛玉鄙弃世俗、纯洁坚贞、乖僻孤傲的性格。这一点宝玉看到了，所以他对“潇湘妃子当居第二，含蓄深厚，终让蘅稿”的评论不服，提出“蘅潇二首还要斟酌”。其实，李纨、探春也是感受到了潇湘妃子诗内所含的意趣的，只是评价标准不一，她们只能推崇薛宝钗诗中那端庄稳重的形象和那种欲报皇恩、候选才人而又故作淡雅的含蓄浑厚，而不欣赏林黛玉的这样“风流别致”。这也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谋”罢了。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这首诗的首联用“狐鼠”“虎蛇”比喻恶吏，揭露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独霸朝政、肆意横行。颔联写贪官污吏不知王法，会遭到天谴。颈联刻画贪官污吏狠恶的形象，官无忌惮，民无活路。尾联揭露百姓敢怒不敢言，只盼有一个清官伸张正义。这首诗对贪官污史的揭露入木三分，全诗流利自然，取譬设喻，各尽其妙；明讽暗刺，酣畅淋漓，艺术表现力极强。
这首诗的前四句描摹了官吏横征暴敛的真实图景。“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描绘虎狼遍地游窜之态，酷吏劣绅无处不在。李白《蜀道难》中有“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之句，将祸国叛乱、残害百姓的军阀喻为虎蛇。作者此处以“狐鼠”和“虎蛇”对举，工整之余更显用意之深。透过诗人笔锋，这些蛇鼠官吏在城中肆意游走、横行乡里的丑态毕现，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丑恶嘴脸。
“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状官吏肆意剥削之举，将民脂民膏搜刮殆尽。前句化用东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的诗意，反衬酷吏之胆大妄为；后句套用俗语“刮地皮”，喻贪官暴敛无厌的含义，突出了官吏的无耻行径。这二句生动地刻画了这帮城狐社鼠的凶恶面目。他们哪管天公有眼，只顾搜刮民财，恨不得掘地三尺，榨尽百姓最后一滴油水。“天有眼”、”地无皮”虽是前人陈语，但经诗人用于同一联中，加强了情感效果。
后四句反映了受难百姓的悲惨境遇。“吏骜肥如瓠，民鱼烂欲糜”，以“肥吏”衬“烂民”。诗人明写鸭肥如瓠，实为比喻贪官污吏像肥鸭一样摇摆自得的丑态。在官吏阔绰生活的对比下，百姓的惨境更加明显。他们就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在官吏的搜刮、欺压下，人们身心憔悴，生活渐趋崩溃的边缘。
“交征准敢问”，一语迸发出百姓愤怒之音。尽管愤怒，人们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寄希望于幻想，“空想素丝诗”记载了百姓由产生希望到希望破灭的过程。百姓想诵“素丝”诗，是在企盼吏治清明，饱含希望之语。而着一“空”字，则使他们瞬间跌人失望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幻想中醒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全诗多处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历”，体现了洪氏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之大。江西诗派主张“化腐朽为神奇”、“以故为新”，该诗深明其意，取前人陈爵却能点铁成金。
寓言是一种借说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特殊表现方式。它的主角可以是现实中人，也可以是神话、传说中的虚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自然界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木石。这种表现方式，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中曾被广为运用，使古代的说理散文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放射出奇异的哲理光彩。
但以寓言作诗，在先秦却不多见；只是到了汉代，才在乐府诗中成批涌现，一时蔚为奇观。倘要追溯它的源头，虽然可与战国诸子之作遥相接续，但其“天造草昧”的创制，还得首推这首在“诗三百篇”中也属凤毛麟角的《鸱鸮》。
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诗之开笔“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人们常说：“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此章的展开正是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在充斥诗行的怆然呼号中，幻化出母鸟飞归、子去巢破的悲惨画境。当母鸟仰对高天，发出凄厉呼号之际，人们能体会到它此刻该怎样毛羽愤竖、哀怒交集。但鸱鸮之强梁，又不是孤弱的母鸟所可惩治的。怆怒的呼号追着鸱鸮之影远去，留下的便只有“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的伤心呜咽了。这呜咽传自寥廓无情的天底，传自风高巢危的树顶，而凝聚在两行短短的诗中，至今读来令人颤栗。
正如人们很少关注鸟兽的悲哀一样，人类也很少能了解它们在面对灾祸时的伟大、坚强。诗中的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它要趁着天晴之际，赶快修复破巢。这第二章仍以母鸟自述的口吻展开，但因为带有叙事和描摹，读者所读见的，便恍如镜头摇转式的特写画面：哀伤的母鸟急急忙忙，忽而飞落在桑树林间，啄剥着桑皮根须；忽而飞返树顶，口衔着韧须细细缠缚窠巢。“彻彼”叙其取物之不易，“绸缪”状其缚结之紧密。再配上“啾啾”啼鸣的几声“画外音”，读者便又听到了母鸟忙碌之后，所发出的既警惕又自豪的宣言：“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那是对饱经骚扰的下民往事的痛愤回顾，更是对缚扎紧密的鸟巢的骄傲自许，当然也包含着对时或欺凌鸟儿的“下民”的严正警告。倘若人类真能解破鸟语，是应该谨记这母鸟的警告，而对它的坚韧、顽强肃然起敬的了。
三、四两章宜作一节读。这是母鸟辛勤劳作后的痛定思痛，更是对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处境的凄凄泣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谯谯”、“予尾翛翛”：遭受奇祸的母鸟终于重建了自己的巢窠，充满勇气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坚强的生存，对于孤弱的母鸟来说，是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
它的鸟爪拘挛了，它的喙角累病了，至于羽毛、羽尾，也全失去了往日的细密和柔润，而变得稀疏、枯槁。这些怆楚的自怜之语，发之于面临奇灾大祸，而挣扎着修复鸟巢的万般艰辛之后，正如潮水之汹涌，表现着一种悲从中来的极大伤痛。然而更令母鸟恐惧的，还是挟带着自然威力的“风雨”：鸱鸮的进犯纵然可以凭非凡的勇气抵御，但对这天地间之烈风疾雨，小小的母鸟却无回天之力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哓！”诗之结句，正以一声声“哓哓”的鸣叫，穿透摇撼天地的风雨，喊出了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母鸟之哀伤。
倘若仅从诗面上看，《鸱鸮》也堪称一首代鸟写悲的杰作：它写鸟像鸟，通篇用了母鸟的“语言”，逼真地传写出了既丧爱雏、复遭巢破的鸟禽之伤痛，塑造了一头虽经灾变仍不折不挠重建“家室”的可敬母鸟的形象。如果鸟禽有知，亦当为诗人对它们生活情状描摹之精妙、心理情感体味之真切，而“啾啾”叹惋。然而这毕竟是一首“寓言诗”，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由此反观全诗，则凶恶的“鸱鸮”、无情的“风雨”，便全可在人世中显现其所象征的真实身份。而在母鸟那惨怛的呼号和凄怆的哀诉中，正传达着久远以来受欺凌、受压迫人们的不尽痛愤。
旧说如《毛诗序》谓此诗乃“周公救乱”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魏源《诗古微》又以为乃“周公悔过以儆成王”、“周公戒成王”之作，虽也知诗用借喻手法，但坐实本事，反而扞格不通。
《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